历史上的投降派都有什么“理论”？
不久前和朋友聊到了三国，其中一个历史人物很有趣，谯周。在三国里，谯周是以劝人投降著名的，人称世修降表谯家。而这就难免要提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类人，投降派。他们千年不绝，一如既往的祸国殃民，而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理论实践的，今天不妨来聊聊他们的那套东西。
要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类似投降派式的人物，商周文献太少，大概要从六国算起。被秦国腐蚀收买的六国高层很多，比如断送了赵国的郭开，和张仪一个鼻孔出气的楚国令尹子兰，带头投降的齐相后胜。面对强势的秦国，六国分则弱，和则强，无论是三晋能团结，还是齐楚能协调，都有希望战胜秦国，结果在战和间摇摆，最后会失败，是少不了内部投降派的功劳的。后人评价这段历史是颇为沉痛的，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不过六国的投降派们没留下什么皇皇巨著，这个时期最有代表的一套投降派理论，其实来自张仪。张仪是秦国的说客，当然谈不上投降派，不过《战国策》保留了他说服六国事秦的一些言论（未必真是他本人说的），大体反应当时战国辩士的套路。
张仪说服六国事秦大致是这么一个套路：
第一，强调秦国的强大，是不可战胜的。秦之强，六国当然深有体会，但六国也多次战胜过秦国，联军甚至打进过函谷关，秦远非是不可战胜的。而力战而败和不战而降，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坚决抵抗的话，即使是独强的秦国也是吃不消的。但六国是一个彼此提防竞争的关系，谁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给对手创造机会，而历代投降派都善于在这点上做文章。
著名如北宋末年的“六如给事”李邺鼓吹金兵““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和“四尽中书”王孝迪宣称如果不能满足金兵的条件，汴京城就会生灵涂炭，届时“男子杀尽，妇女掳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大清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抗战前最担心的不就是抗日影响剿共吗？
第二，强调其他国家已经准备投秦，再不投降就晚了，就要被人卖了，这是在分化六国的团结。紧接着强调事秦的好处，虽然要割地赔款，但可以给秦国当狗腿子，从其他国家身上得到补偿，这是为了加剧六国间的互相消耗。
这种分而治之，使受害者还要争先恐后的手段，小到今天的资本家靠这个分化员工，大如抗战时的各路汉奸政权，彼此争宠，可谓长盛不衰。直到当代的国际上，后发国家面对西方强国时还很常见，甚至不乏争做走狗不得，倒贴求心安的情形。典型就如东南某岛与乌克兰之辈，真自带干粮加自掘坟墓，比主子都积极。
最后，在重大战略利益面前，不惜做出完全虚假的许诺来引诱，事后依靠秦国强大的武力和六国内部的投降派蒙混过关。言而无信和蛮横无理是暴秦的一贯作风，六国却一再上当，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楚怀王。甚至张仪骗到怀王输干净赌本，还能大摇大摆的到楚国再收割一回，说到底是六国本身已经被渗透的严重，六国领袖本身也没有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始终心存幻想。
说起来，这种嘴脸，当年的暴秦是这样，美帝何尝不是这样。比如美国的亲密表兄英国，在拉着法国一起发动苏伊士战争前何尝不是以为得到了美国人的许可，结果居然是一个美苏联合给两大殖民帝国送终的大陷阱。
张仪的套路，基本上为后世的说客所继承，各路投降派在国内兴风作浪所用的话术，始终不离张仪发明的这一套。而在张仪之后五百年，到了三国时期，随着一篇雄文的诞生，投降派可以说有了自己的理论指南。这就是著名的谯周《仇国论》。
仇国论文字不长，不过几百字，甚至单从内容来说，也称得上言之有理，但结合时代背景，深入分析，这篇文字就大有问题了。蜀汉末年，内政衰败，屡次北伐失败，益州本土士人和随刘备而来的外来集团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这种背景下，益州士人的代表谯周写了《仇国论》，以问答的形式指出，蜀国弱小，魏国强大，三国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应该放弃北伐的主张，不能像刘邦与项羽一样，屡败屡战苦苦支撑，而要像周文王一样蛰伏认怂，等待时机再图进取。
应该说，谯周的话乍看是有几分道理的。不过，讽刺的是，当年刘备进入益州，带头劝刘璋投降的就是谯周，日后蜀汉政权灭亡，带头劝刘婵投降的也是谯周。所以，结合后来发生的事情，《仇国论》实际上是要求放弃诸葛亮所坚持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主张，彻底把蜀汉转型为以益州本土士人为主体的割据政权。
蜀汉集团作为一个外来政权，是由荆襄士族、刘备元从、姜维为代表的流亡者与益州本地集团共同构成的，长期充满了外来与本地的矛盾，光复汉室一直是外来者能压制坐地户的关键性旗帜，而《仇国论》则是蜀汉内部分裂的宣言书。从历史上看，益州集团最后抛弃了蜀汉政权，也是蜀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谯周这套理论，之后每每各路投降派所利用，以一种看似稳重老成的姿态来推行具体的投降妥协路线，而结果却从没有起到谯周预期的效果。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只要接受了谯周这一套看似合理的理论，那么无论是前朝遗留的流亡政权，还是乱世崛起的割据政权，从没有谁翻盘的，而是失败的开始，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统治集团架构和定位上的问题，和蜀汉一样，外来户与本地的问题。比如前朝遗留的流亡政权，像东晋，南宋，南明，都继承了前朝所遗留的历史包袱，大量一同流亡的外来权贵与有实力无名位的本土豪强的矛盾。这些流亡政权都继承了统治全国的政治架构，庞大的官僚，军事体系，却只有半壁江山，财政上往往是捉襟见肘的。
比如南宋老百姓的税负就超过了北宋，而大量的田地又陆续被勋贵所圈占，经济上一直很紧张。这种情况下，要么利用遗留的这套军政体系短时间内打出去，要么就要把自身缩减到一个地方政权应有的规模。而一旦进入后者，就必然要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一旦成为地方政权，外来户的合理性就变得难以维持了，本地集团就必然要站出来夺权。历史上的东吴就长期解决不了张顾陆雍等江东大族，只能做守门之犬。东晋南逃后，需要江南士族的支持，甚至都到了名臣周处的儿子周玘，孙子周勰父子两代连续谋反试图杀尽北人，也只能置之不理的程度。当代，国民政府逃台后搞反攻大陆和戡乱戒严本质上也是一种续命，最终也压服不了台独意识。
同时，组织的内部就要面临严重分裂。如果打着恢复的旗号或者向外打的旗号，统治集团虽然困难还能维持团结，一旦泄了这口气，内部是难免要四分五裂了。一部分是流亡者失去了希望难免要另做打算，一部分是外来集团就必须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和本地集团争夺有限资源上，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是外来的统治者自己都放弃旗帜，就要面临大义上的丢失，合法性大打折扣，从此不免要靠妥协与阴谋维持。
其次，从中国历史上看，一个政权，一旦放弃了争夺天下的主张，必然要迅速堕落的。就像蜀汉，长期弱势的蜀汉身上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一旦放弃这种理想主义色彩，面对困难的局面，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很快要走向解体。
典型如南宋，南宋放弃北伐的过程不仅仅是单纯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是伴随着对岳飞，赵鼎、韩世忠等忠臣良将的血腥清洗。这个过程是统治集团内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过程。而统治集团在这个转型中，必然要把能战，主战的一派消灭，换成顺从的一派，而这不仅仅是投降派上位的过程，也是整个统治集团堕落的开始。好的像韩世忠放下兵权后选择纵情山水，糟糕如张俊，彻底掉进钱眼子里。南宋一代，武将大量占田圈地，形成一个个地方集团，和南宋朝廷的消极抵抗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种过程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古代，国家兴亡之际的名臣良将，是千万人的血泪和牺牲造就的，人心散了就起不来了，人才杀了就没有了，再想弥补是万万不能。由于时代所形成的战略环境一旦改变，就难以再回到原来的有利态势了。就像南宋杀了岳飞罢了李纲，二十年后，孝宗朝再想北伐，不仅内部已经无人，北方也没有响应的力量了。
实际上，历代的投降派还有一层遮羞布，就是保境安民。投降被当做一种权宜之计，但这种是自欺欺人与一厢情愿的。现在网络上也有一种观点，机械的认为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更替都是封建地主互相攻伐，百姓受苦，没有意义，所以投降有理，可以减轻战乱。更有甚者，甚至用这种理论消解近现代全世界的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的正义性。
这是一种机械的史观。从中国历史上看，割据政权的完结虽然很多时候带来了国家的统一，客观上起到了好的作用，但以此认为投降有理就是在混淆事实，仍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且不说历史上就出现了宋军进入巴蜀，军纪败坏直接导致李顺王小波起义的情形。类似谯周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推动的投降，往往使原有的社会矛盾被保留下来，出现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控制地方的豪强却丝毫不变的情形，这对人民的好处又有多大呢？
而更严重的是，把这种内战的经验放在决定面对异族入侵，决定国家民族兴亡的外战上，这是亡天下的斗争。投降清军的吴三桂到南明各路士绅，难道不是打着保境安民的主张吗？坚决抵抗的阎应元，李定国是不是带来了惨烈的牺牲呢？但我们都清楚谁是英雄，谁是叛徒。
历史上的英雄有成功有失败的，但中国人的这种抵抗精神恰恰是文明凝聚力的核心组成，是中国能一而再，再而三复兴的根源，而非像罗马或历史上的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昙花一现。
如果说古代政权更迭的投降有些客观促进了历史进程的话，那么近现代以来反殖民，反侵略，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潮流中的投降论调就贻害无穷，完全没有为之辩白的余地。比如二战的维希法国，试图靠投降来换妥协，结果面临的是1944年德国的全面占领。
尤其是在近代，中国不再是传统东亚世界的中心，面对文明上迥异的列强有着亡国灭种，四分五裂的危机。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抵抗的意志，一个在二十世纪被列强鲸吞或蚕食，四分五裂的中国，纵然能够苟活，还有可能还保留包括辽阔的藏、疆，甚至东北在内的广阔边疆地区吗？
最后，这也是最重要的，战略上相对弱势的一方应该怎么战胜这种弱势，像谯周说的，通过静观其变来等待时机吗？历史上看，至少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例子，战略上的斗争是一个不进则退的过程。我们之前已经谈了，一个统治集团进入割据苟安的过程 ，就是一个自我阉割的过程，是做不到像谯周等人所吹嘘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只能是日暮途穷。
夫战者，勇气也。在战略上有守势，有攻势都很正常，但失去了进取的勇气，是注定要失败的。也许会有人举日本德川家康的例子，但德川家康也是在小牧长久手会战里能打得赢丰臣军才有资格谈条件。幕末的四强藩也被认为是卧薪尝胆的例子，但江户三百年，恰恰是外藩与江户幕府形成动态平衡，明争暗斗的三百年。
何况中国不是历史上长期诸侯割据的日本，是有着大一统传统的。一个战略上弱势的团体，如果放弃了战略上的主动进攻，是必然要进入死守，最后守死的态势的，历代进入蜀中的割据政权都是这样结束的。在中国，任何割据的形成，就是掉队的开始，最后必然要被率先完成了内部整合的强敌用优势的力量所压服。
谯周和他的后世徒子徒孙，始终模糊的是暂时的后退以获得有利的态势和根本性的自我阉割来乞怜的区别。他们惯于用一时的挫折需要的政策调整来推动无法挽回的妥协让步，就好像为了减肥锯掉双腿一样。
我们从根子上说，谯周和他的后世徒子徒孙，始终模糊的是暂时的后退以获得有利的态势和根本性的自我阉割来乞怜的区别。就像姜维的北伐，在蜀汉国力衰退的时候是应该调整，但调整到内政紊乱，战守不定，忠良纷纷噤声避祸，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投降派的目的不一定是跳船分家分行李，更多是像秦桧一样挟洋自重，大搞内残外忍。而投降派这套理论，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历史教训。就像我们在新中国开国之初，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强大的“联合国军”，老一辈人通过艰难的战斗来赢得敌人的忌惮与内外的团结呢，给出了自己的答卷。
而站在后辈，站在历史巨人的肩头来看，无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挫折是难免的，暂时的隐忍退却是允许的，但大义的旗帜，长期斗争的勇气与信念，是不能不坚持的。在我们的时代，典型如苏联就是一个退一步，步步退，最后收不住脚，一路退到崩溃的例子。
说到底，任何斗争都是一个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过程，绝不能把存续的希望寄托于敌人。唯物主义者应该始终把握住斗争的主动性，只有这样事业才能长久的存在下去。
而作为后辈，站在历史巨人的肩头来看，一个国家，或者组织，始终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投降派哲学的核心与最能蒙蔽的地方就在苟安上，而苟安也未必就一定会表现为投降派，也完全可以表现为不惜故步自封，乃至反动倒退来维持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从这个角度说，无论强弱，始终进取，在面临有外患时，敢于战斗，在面临内忧时，敢于不断的自我革命，这才是组织或国家存续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