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中国古代生物战争的起源及社会与文化后果

　　本文发表于2003年，已收入何新著《雄·汉武大帝新传》（时事出版社）、《雄·汉武帝新传及年谱》（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何新按：此文介绍和披露中国古代历史中一段鲜为人知的隐秘，在此之前从未见诸任何报道和研究。发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们知道大疫对人类历史曾产生难以预料的久远影响。因此，对眼前正在发生的这场疫情，直到最终找到有针对性的药物和疗法前，虽然不必人为恐慌(没有任何意义），但也确实不可忽视。个人认为，此次非典的爆发，应引起国家及人们的警觉和反思：

　　1.全民卫生及防病体系不容漠视和破坏。也不能走市场化道路，否则虽得小利于一时，却遗大患于千秋。（毛泽东时代有“6·26指示”及谋建赤脚医生农村医疗体系，极具远见。）

　　2.对作为当代不对称战争重要内容的生化战争，国家应提到战略高度给予重视和研究。这次人们应特别感谢军医科院的军事专家们，是他们及早找到了此病的真正病原及检测方法，并且开发了有效的干扰素。

　　（可资对照的是卫生部方面的个别专家，直到4月14日，当军事医学部门及国际医学界均于12日前后已确认非典病源是冠状病毒后，仍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节目中坚持病源是所谓“衣原体”，虽然他们早在年初即已参与了有关疫情的调研，但由于学术上坚持门户之见和技术性的误判，贻误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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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