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百年红色经济研究述要
在2021年7月11日于成都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上，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发表了题为《百年红色经济研究述要》的演讲，文字稿由CPEER编辑部整理并经作者授权西南大学张艺英、海口经济学院王茜审定，特予推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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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论坛主办方的邀请。我的发言题目是《百年红色经济研究述要》，主要是对百年党史经济部分的归纳，我们团队在今年准备完成一本书，试图把百年来中国经济进程中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梳理一下；是否取名为《百年红色经济》，还在考虑。所以我把发言题目定为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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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色经济对应的概念及特征
首先应该提供一个概念界定。什么叫做红色经济？我们在2021年新出版的《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观点，也是对这一概念的解读前提。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解殖”之后，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解殖进程中所形成的“主权外部性”，这个观点可能很少有人关注。外部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什么是主权外部性？能不能把关于外部性的经济学理论用于政治经济学讨论，这恐怕也算是有点创新。存在主权外部性的问题，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直接挑战，就是要进入被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所谓工业化，那就要参照宗主国的现代化方式。若然，则首当其冲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资本绝对稀缺”。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就得考虑到底是建立亲资本的政策，还是建立亲劳动的政策。客观经验表明：如果建立了亲劳动的政策，就没法完成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是一个“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性过程。这就带来了一个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绕不开的很严峻的制度性挑战。
到目前为止，高校这些教科书理论恐怕还很难和实际结合，因此，我们就对“百年红色经济”研究先给了一个基本概念：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国家，在其百年奋斗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代表中国人民最大多数开展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主办、引领或团结着那些与维护主权有关、对抗帝国主义买办和殖民化势力的经济成分，都属于红色经济。
请注意，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前30年，性质上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以反帝反殖为主要目标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点，各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我们最大多数人最根本利益的那颗大星，周围4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其中只有一颗代表工人阶级，其他包括农民小有产者在内，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表示各阶级围绕着一个中心目标而团结奋斗。五星红旗上的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也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参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因此，我们的中国革命，建党以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反对势力所说的“共产革命”，其实一般发展中国家也把反帝反殖都当作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今天有没有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可以另外讨论。我在一个内部发言里对百年来的社会矛盾讲的很直白：我们过去是属于几乎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我们现在是有了庞大资产阶级群体，但仍然不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矛盾本身，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直白的，只不过我们很少有人用实际经验中的这些问题来对照我们的理论。所以我们尝试一下。
既然，领导着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党所主办、或引领、或团结的那些与维护主权有关的经济成分，都属于“百年红色经济”的研究范畴。那么，未必一定说国有资本才是红色经济的基础。因为大家都知道九十年代积极融入全球化以来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假如国有资本某些部门在性质发生了买办倾向，或者殖民化倾向，那就不是红色经济。而如果私人资本坚持反帝反殖，无疑当属红色经济。比如大家看到任正非受到美国的全面打压，这个全员股份制的华为公司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过程中间独树一帜的。还有曹德旺等等私人企业家，这些人尽管去了美国，但他仍然试图保持反帝反殖这样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等等，这些都可被称作红色经济。
所以说，我们课题组在理论上不敢说有多少创新，但至少在经验归纳上，我们提出凡是有反帝反殖的爱国主义内涵的中国经济主体，都属于百年红色经济的研究范畴。这样提出了一个范畴，就可以做经验归纳和理论层次的提升。
接着，是否能够理论化取决于这个范畴是否具有普遍性。怎么看待我们所做的经验归纳是否属于理论研究，那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提炼出普遍性特征。于是我们在经验归纳中提炼了四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并认为红色经济的这四个基本特征是对资本绝对稀缺，主权外部性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
主权外部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从宗主国的控制之下，按照宗主国的模式去谈判才能得到本国主权。需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国家主权独立，因此不具有摆脱殖民地控制的经济独立的条件，只能按照其宗主国维持跨国公司经济控制的要求完成谈判。比如像南非，尽管原来是暴力革命，但是曼德拉放弃了暴力革命；否则，他就不会到去世的时候还受到这么多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追捧。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是通过暴力革命完成主权独立的，所以他就没有主权负外部性，或者也可以叫做构成主权正外部性。这一点，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不同，虽然很少有人这样总结中国经验，或者在总结为什么中国能的时候恰恰就忽略了这一点。我们牺牲了几千万人，用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代价换来了主权正外部性，剥夺剥夺者——殖民者、买办、官僚的资产，都转为国有资本。
据此，我们尝试着把红色经济的特征总结为四个，即自主性、在地性、综合性和人民性，这四个红色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资本绝对稀缺、主权外部性明显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
第一是自主性：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反帝反殖的爱国主义内涵，是红色经济的首要特征，爱国主义与国家主权高度相关，国家必须具有自主发展的权力。第二是在地性：在清末割据和地方自治环境中的红色经济，其生产经营活动与一定区域内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特征相结合，在宏观环境出现动荡时能够维持区域内的生产、生活基本稳定，而这相对有利于国家稳定。第三是综合性，这是维持在地化和自主性特征的全产业链收益内部化的基本特征，产业综合发展可以有效降低不同产业链条的交易成本。第四是人民性，关键性战略产业大都属于全民所有制，部分混合所有制也具有“亲民生”特征而使收益向人民倾斜，在中华传统文化制约下大多数私营企业仍然保有“亲社会”的特点，大部分属于或可以转型为对社会承担一定责任的社会企业。
总之，我们课题组把此前派生于西方工业化时期阶级矛盾相关的经济理论解释，也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教科书的主要解释，尝试着转化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性的、尤其在本土资本积累中因被动承载殖民化成本转嫁以及承担本国发展工业化的高昂成本而有双重成本的发展过程。
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不是一重成本，一重成本就是假如我们要形成产业资本，形成工商资本，就一定要在本国国内完成“内向型资本积累”，而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靠殖民化扩张伸出手去剥夺他人！实际上，本国国内的资本积累源于何处？只能对内提取全民劳动剩余。但这只是一重成本，同时还要承载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像刚才龚刚老师提到的，我们出口多少低端消费品才换回很少高技术产品，形成了贸易盈余还得投回西方资本市场，这不就是接受成本转嫁——从一头牛身上剥两层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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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制度的“三次激进与四次改良”：中国共产党因时制宜的制度调整
接着给大家介绍课题组提炼的一个研究片段：红色经济演变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总结的，其实是基本制度的经验演化，这个基本制度并不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固化，而是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不断调整。那么，这个经验到底应该怎么归纳？还得看实际情况。土地制度是一个基本制度，很多人按理论原则来讨论它到底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地主所有还是农民所有，是先进还是落后等等……对这些讨论，我们都没意见。但是，在实际制度演变过程中，可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认为在土地基本制度安排上，中共曾经有过三次激进和四次改良。我们党在接受外来思想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进程中形成了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实事求是，这也体现在毛泽东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经常会跟年轻人讨论的时候提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说理念和原则是党的生命，而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因为没后者就没命了，没命了，跟谁去谈什么理念和原则呢？所以，大家要理解基本制度演化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当年第一次激进土地革命之所以激进，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承担着双重成本的条件下，只能走内向型积累以完成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种内向型积累只能向农民去提取剩余，结果势必引发农民反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崛起在农村内卷化中的超额剥夺引发了农民激进反抗，民族资本在承载外国资本转嫁成本的同时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夺，所以才有毛泽东在湖南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由此说“痞子运动好得很”。所以，尽管当年第三国际给中共的任务是加入国民党，来配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得先形成工业化才有无产阶级，共产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大家也都知道斯大林在俄国打掉了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实现了肉体消灭，然后才变成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一统天下。甚至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都得先进入工业化大生产才有工人阶级，才能进行工人革命等等。这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的阶级矛盾主导的革命形成理论，也是这样的理论所派生出来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指令。我们是斯大林主义吗？如果按照这套理论，走得成今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路吗？所以，要看各地马院的朋友们怎么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应用？
在基本制度演化的经验归纳中，我们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国内的民族资本主义要想形成工商业资本，只能从农村提取积累的背景，由此而与农民构成对抗性的阶级斗争。是不是这样？你能从外边攫取进来吗？当然不能！所以西方的所谓现代化经验，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完成积累来说并不适用。当主要从农民那儿提取剩余的时候，工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剥夺，乃是旧中国农村衰败破产的主要原因。当时地主的地租剥削是弹性的。当我们早期知识分子把革命阶段论接过来的时候，认为当时我们处于半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封建性的对抗性矛盾。但那时候土地革命成为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主要是因为工商业资本通过把“在地地主”变成在外地主，使在地地主的剥削方式也发生根本改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我20多年前那本书，叫做《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为什么农民要反抗地主剥削的同时还去打县城？农民反抗归因于早期民族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倍加剥夺。所以才有毛泽东认可痞子运动。那为什么被称为是痞子运动？因为只号召农民去打土豪分田地，对不起，他并不那么感兴趣。他感兴趣打进县城抢浮财，抢的对象是民族工商业的中小资本家。这就是问题了。农民革命到底什么性质？如果抢的是工商业资本，当然不符合第三国际给定的、中共应该发展民族工商业这个任务。所以受到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党中央的强烈批判，批毛泽东搞痞子运动。按照组织原则，谁对？那时候上海党中央对。因为它符合第三国际给定的历史任务。于是，毛泽东当然就被批成极左——这就是我提出的基本制度变革的第一次激进。如现在评价毛泽东发起的痞子运动，认为他代表的是受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倍加剥夺的劳动者阶级的暴力革命。
井冈山道路上的激进变改良——毛泽东怎么又从极左转为被上海党中央批成右倾了？主要是因为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上了井冈山。需知，井冈山是红色割据。毛泽东讲的很清楚，我不过是在普遍发生割据的大的局面之下形成了一块红色割据。我们看那个年代，大多数能站得住脚的基本都属于割据，鄂豫皖不是割据吗？方志敏不是割据吗？傅柏翠不是割据吗？基本上都是。所以，毛泽东面对的真问题，是普遍割据条件下怎么能维持红色割据？
上了井冈山，虽然800里井冈，但人不过2万，地不过8000——这是指水田，就是山区平地很少，可以种稻子的水田更少，农业的产出极低，那怎么养军？这时候如果你继续按照秋收起义之前的那种方式，去打土豪分田地，几千人的军队谁养？于是就改成“斗土豪筹粮饷”。只要地主交出点农业剩余让红军养兵，就不打你。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整个党中央转向极左，“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但是，井冈山采取较为改良的方式，不打了，而是凑粮饷。这当然就被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党中央批判，所以毛泽东又犯右倾错误。
等到党中央从上海失败跑到苏区来，全面接管苏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毛泽东的右倾就被纠正了。在经济上怎么看待这些变化？毛泽东井冈山割据需要土地制度改良引发的这个矛盾，实际上是党中央知识分子照搬了第三国际的一套理论，然后到了苏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全面推进苏维埃化，必须实行6天工作制，一天休息，必须8小时工作制，剩余的时间要给加班费，迅速地摧毁了苏区的那点有限的工商业经济。那些店铺作坊都待不住了，工商业几乎被扫掉了。只好对外出击去“打外线”。幸亏苏区还有点钨砂贸易，谁要？陈炯明，所以陈炯明武装保护对苏区贸易，苏区才能出卖钨砂得到医药、枪械弹药等等，才能维持住在苏区的生存。
所以，毛泽东的井冈山改良和知识分子激进革命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当苏区没有内部经济支撑的时候，只好去打外线，那就等于把外围的这些小的地方割据打掉，中央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因此，中共的第4次、第5次反围剿就相继失败了。其实是先衰于苏区经济，后衰于教条化的军事斗争。苏区就是这么解体的，不得不仓促撤离，进行长征。
后来到了陕北，开始难道不是照样有激进吗？后来迅速转变。当然，再次发生改良主要是在边区推行三七五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政权建设结合，这类典型的改良，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我们很快在苏区进入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国民党还发军饷，养活了一大批人。但是接着国共又发生了摩擦，不发军饷了，1941年就进入全面困难状态，黄土高原农业产出率很低，要征税引发老百姓反对。此外，当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整风有不满，也因为国民党发军饷的时候他们是能拿到钱的，有文学青年在延安下得起馆子。一旦国民党断饷，这些人拿不到钱了，生活很艰苦，只能去南泥湾大生产、自己在窑洞里纺线、出去开荒种粮食，就难免闹点意见。我们都应该理解他们的困境，但是不这样艰苦奋斗，又能怎么办？边区红色经济的主流是南泥湾大生产+减租减息，上层建筑则是与乡绅合作搞三三制政权建设，这些都需要共产党跟当地的工商业地主，跟这些乡村士绅群体要维持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于是，边区改良带动了其他的抗日根据地全面转向了改良。在这个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为主的抗日战争阶段，毛泽东领导下的我们共产党既不斗土豪也不分田地，这就是基本制度上激进变改良的重大调整。边区改良客观效果到了什么程度？到国民党重点进攻的时候打下延安，毛泽东在山沟里边走，国民党军队在山梁上走，当地没有人去告密，稳定到这个地步。所以，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门心思发动底层穷人闹革命不带任何调整，直接沿着暴力革命往前走就能走得出来。我们党坚持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从基本制度的改良和激进的变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后来为什么又发生了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为什么由改良变激进全面分地了呢？是因为内战之初国共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共产党军队只有几十万，国民党的军队几百万，怎么扩军？靠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所以有再次转向激进革命——为了发动农民加入战争，支持战争。所以毛泽东主张推行激进土改。没地主的村子就“大拉平”。主张继续维持原有土地政策的农口领导人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暂停土改两年，毛泽东说不能停。1947年正是战争形势非常危急的时候，必须推进平均分地的土地革命。当然就推得有点粗。所以，有些文学家描述当年的土改，就写了那些个粗糙的情况。这次改良变激进，主要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何况，这个被称为“独立战争”的暴力革命斗争恰恰和主权正外部性有关！我刚才所说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谈判获取国家政治主权的同时让渡经济主权造成了主权负外部性，而中国通过暴力革命剥夺三大资本直接形成国家资本带有主权的正外部性。
新中国获得相对完整主权的正外部性的第一个积极表现，就是把民国1948年金圆券改革失败所造成的恶性通胀，用农民吸纳货币的能力将其缓解了。这个解释就在我们团队发出来的《去依附》那本书里。这就是建国初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是怎么缓解的，我称之为亿万农民第一次救中国。国初财政赤字与恶性通胀同步爆发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不可挽救的！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88%的传统二元结构社会，新政权从农村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投放城市平抑市场价格；同时农民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一半的国家超发货币又储存到银行，等于促进货币回笼，极大地减轻新政权的通胀和赤字压力。
后来，我们在八十年代进行了“二次土改”，这是第三次改良，我称之为亿万农民第二次救中国。因为在七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改造城市工业结构，带来了1974年和1978年两次债务危机，加上知青回城更恶化大量失业连带发生的社会危机。对此，如果拂去意识形态的浮光掠影，中央实际上采取的主要是“休养生息，放权让利”的改良措施，尤其是在“大包干”之后，国家对“三农”直接的财政开支基本建设支出下降了一半，减轻了中央赤字压力。此外，被胡耀邦称为“一䦆头刨了个大金娃娃”的效果，主要是这次“分田到户”解放了第一生产力的传统内涵——亿万农民中的能工巧匠从事工副业生产积极性，一方面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轻纺原材料的增长和社队企业出口，很快就成为缓解国家外债压力的主力军。加之，伴随着乡镇工业发展起来的乡村城镇化，带动了四十年改革时期唯一靠“内需拉动”的十年增长。可以说，亿万农民第二次救了中国。
第四次改良是全球化危机压力下的国家生态化转型。我国几十年来的激进工业化和高速城市化都带来大量污染，遭遇全球过剩以来发生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也出现了内外互动的金融虚拟化扩张。由此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过去粗放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至少一定程度上要用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货币化来吸纳已经过量增发的货币，借助扩大乡村物业价值化增长空间来推进城乡融合，实现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包容性发展。
为此，我们在近年来通过“三变改革”重构了新型集体经济，使其服务于整体性、非标性和公共性的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把乡村振兴打造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和21世纪发展潜力最丰富的领域。只有我国切实推进生态文明转型，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来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我们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态资源的亿万农民才能第三次救中国。
当然，具体我们国家怎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怎么进入工业化，怎么做结构调整，怎样进一步加入对全球化竞争，大家可参考我最近出的这本书《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