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要澄清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离不开对经济社会的认知。对经济社会的认知不能从书本上来，而要从实践中来，从人民群众中来。本文提供了改革开放史的一个材料，作者卢世源系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这是从一个老工人的视角来叙述的，成文于十几年前。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王今朝教授对该文进行了一些加工。限于作者、编者的能力，本文的叙述不一定完全正确，加工也不太完全，但它是鲜活的，有着类似马克思著作的文风，特别适合当下中国需要，可作为有益的参考。全文5.2万字，共六个部分。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公有制经济为主，私有制经济为辅

　　马克思论证了公有制的必然性，这当然意味着公有制相对私有制的优越性。在具体的实践中，私有制经济却并非一无是处。中国依然需要有一定的私有制经济成分存在，甚至发展。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发展和发展到何种程度。

　　（一）我的“自白书”

　　我在文革中被打成“极右派三反分子”。坦白地说，革命群众的揭发并非空穴来风。罪状多得很，其中之一是说我“对社会主义现实严重不满，为旧社会资产阶级剥削评功摆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所在企业的情况。我厂原为一家私营企业，19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进步”为公私合营，实则公方代表取代了厂内全部实权，私方靠边站了。从此，“合营”前后进厂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相对而言，前者高薪，后者低薪，工资收入差距一般在一倍以上。低薪者当然不满，即使保留较高薪酬的职工，据我所知，其中大部分人还是怀念过去那个被资本家剥削的日子，因为那时除正式工资以外，还有其他相当可观的收入，合营后都被取消了。我的一位师傅说，实际所得今不如昔，有一次他还私下向我“忆甜思苦”，这使我思想触动很大。受此影响，我也难免产生剥削有功的思想。当然，我也决不是反党和反社会主义。我衷心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只是感觉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这种感觉是那些很少思考的随大流者和混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很难有的。

　　正确的理论，只有在不发生畸变的实践下，才能发挥真理的功效。记得解放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报上发表文章，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时，常常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大意是，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有更高的生产率。后来引用频率越来越低，直至讳莫如深，羞于启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录了保尔·柯察金发现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我与柯察金有同感。我当时发现，现实社会实践，从宏观经济政策到微观企业管理，似乎都是在向着列宁指引的这一理论方向背道而驰；企业的封建官衙化倾向日益严重，人浮于事，工资冻结。1960年代上半期，报载在全国工业界推广专业化企业结构改革，好不容易开始向着提高生产率的正确方向迈进，可不知什么原因中途夭折，无疾而终。也是在那时，毛泽东倡导的工业“鞍钢宪法”，我认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是对中国应该建立的企业管理模式的绝好概括。听说，日本有的企业曾拿去实验，取得了积极效果。而在中国这项企业管理中难得一见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原产地，尽管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指示似乎无人敢于违拗，但实际上，下面不少企业官僚都不买帐，阳奉阴违，有的连过场都懒得走一次。一些厂的领导对他的阶级斗争学说却因为不得不办，搞得轰轰烈烈，然而好事不去办，坏事抢着干。我隐约感到，如此倒行逆施，中国很可能会成为当时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唯一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国家，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实践背离列宁的理论，这种恶果必然要落实到每一个劳动者头上，所以，尽管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依然收入微薄，生活困苦。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群众已流露不满情绪。我不过是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因为当时厂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杀鸡吓猴，被厂领导抓了“典型”而已。当然，今天来看，我当时的观点是一孔之见。阶级斗争的学说是科学的，还是正确的。如果我不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科学的，就不会写这篇文章了。当然，在不同时期阶级斗争有不同的形式，但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