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从“共同富裕”何以可能说开去

　　近来随着“共同富裕”进入决策议程，围绕这一议程的理论讨论和政策宣讲遂成热门话题。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主流理论解释还是体制的政策宣讲，都一再明示“共同富裕”的实现绝不会以所谓“劫富济贫”为手段。此话无非是两个意思，一是富人不必担心，你们的财富一分钱也不动；二是穷人不必奢望，富人的钱到不了你们手里。但这两个意思只对富人有意义，因为事实是：富人有此担心，穷人无此奢望。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共同富裕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怎么扯出个“一家欢喜一家愁”的“劫富济贫”的话题？实际上这是中国社会存在的巨大贫富分化所必然引致的话题。因为在如此巨大的贫富分化的背景下提出共同富裕，目的无非是让穷人也富起来，那么逻辑性的追问必然是：让穷人富起来的钱从哪来？从富人那里拿钱当然是可选择的途径之一，“劫富济贫”的话题由此生发。对此途径，主流理论界的解说和体制的政策性宣讲已断然予以否定。体制给出的方向性的途径主要是公共政策、托底保障等，当然还有个鼓励富人自愿出钱的所谓三次分配，但这显然指望不大。而体制给出的方向性途径还是要回到钱从哪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了“劫富济贫”就能回避的。

　　表面看，共同富裕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分配问题，体制给出的公共政策、托底保障等措施也确实是从分配着眼的。可是分配问题从根本上是由社会基本的所有制结构锁定的，而中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是撑不起共同富裕这座大厦的搭建的。西方国家也搞以所谓转移支付为依托的公共政策、托底保障，有些甚至构建了比较完善的福利社会。但他们从来不自称实现了共同富裕，因为仍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也是由其所有制结构锁定的，无法改变。我们目前体制给出的方向性途径，实事求是地讲，虽然有助于改善穷人的境遇，但与共同富裕还不是一回事，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一途径充其量能构建出一定程度的福利社会。可就这不高的目标，主流理论界也是断然否决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养懒汉。体制内制定共富途径的人信不信马克思的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结构的理论咱不知道，但起码懂这个理论。那为什么会在不触动所有制结构的前提下，把一些分配政策的实施当成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呢？这应是由体制人对共同富裕的定义或理解决定的。由此就有必要对共同富裕的理解略加探讨。

　　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有“共同富裕”这一表述。可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过这样的表述：“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这对理解共同富裕具有关键意义，这就是说共同富裕以“集体财富”的充分涌流为依托，也以它为标志。毛主席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最通俗地概括了这一点：“个人富不是富，集体富才是富”，这才是共同富裕的本意。显然只有实行公有制才能达此目的。而通过所谓让一部分群体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本质上是试图在发展私有制的前提下达到共同富裕，这显然与马克思不在一个频道上。目前的所有制结构已是“56789”之局，体制层面在不把调整和改变此结构当做选项的前提下，也只能在分配政策上做文章。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和分配格局，所以这种单纯通过调整分配政策所能达到的分配格局，只能是确保雇佣劳动者得到与其劳动力价值相应的收入，并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较好社会福利制度。至于贫富分化的消除，在所有制格局固化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目前提出的共同富裕与马克思的共同富裕观不是一回事，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应当将其理解为“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这一点应当明确指出并坦率承认，这样可以避免围绕这一议程产生的理论质疑和困惑。否则用马克思的共同富裕理论来套用中国在“56789”之局下的共同富裕路子，无论如何是套不上的。既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应是其题中之义不可或缺，其特点大概是：富人照样大富，百姓不大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