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要爱国主义，更要社会主义——从“三十万”和“三千万”谈起

　　近日，上海震旦学院教师宋某，因在课堂上公开散步“精日”“汉奸”言论，被学生公开举报，有关部门旋即对宋某做出了“开除”的处分决定。在爱国主义已成为主旋律的今天，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近些年，因为此类言行受到政纪党纪乃至法律惩处的也不在少数，但宋某事件发生后，将宋某讲课视频公开举报的西安一大学生@下唐寰化（网名）却遭到了疯狂的网暴，“垃圾”“人渣”“犹大”“蛆虫”“文革余孽”“无耻告密者”之类的谩骂铺天盖地而来，其用词之恶毒，人数之众多，行为之卑劣，为近年来所罕见。

　　据下唐寰化披露，网暴者不仅有公知粉最集中的群体如大学教授和文人墨客之类，竟然还有担武汉某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这就太出人意料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期间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致使我三十万左右的同胞丧失了生命，铭记这种惨绝人寰的国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责任，任何打着学术和言论自由的幌子，以质疑所谓“三十万”的死亡数字不准确为由，变着法子替日军侵华罪行辩护的言论，都是为法西斯主义张目，是对民族情感的严重挑衅和伤害，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和民意的愤怒声讨。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从官方到民间，应该说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从国家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到每年“九一八”和抗战胜利日举行的全国性纪念活动，以及每逢日本政要散布美化侵华言论，我领导人和外交部都公开予以驳斥等等，都对爱国主义教育和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还存在如此众多的“精日”分子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克罗齐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不是历史，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对历史“不认同”的实质，其实是对当代史的“不认同”。也就是说，大部分“精日”分子之所以在南京大屠杀“死亡三十万”数字上不断下蛆，并非他们真的支持和拥护日军侵略中国，而是源于他们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不认同”。这种心理和立场，使他们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采取了一种选择性的相信和不相信的态度。

　　相似的情形，不只发生在对待南京大屠杀“死亡三十万”数字的所谓“争议”上，更严重的例如公知们制造的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饿死三千万”谎言，在中外舆论场上持续了三十多年，至今仍然绵延不绝，像文革一样，被极右公知当做攻击前三十年历史的杀手锏，一有机会就拿出来挥舞几下。与南京大屠杀“死亡三十万”不同的是，“饿死三千万”的主要炮制者是以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为代表的极右派公知，质疑这个谣言的则是包括左派在内的爱国民众。同前者相比，这两拨人群的身份和站位完全颠倒过来了。尽管山东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经过多的研究，对“饿死三千万”谣言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但那些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三十万”采取绝不相信态度的人，却对杨继绳的谎言笃信不疑，这一疑一信，暴露出了他们鲜明的历史观和价值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