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公知呼吁善待“柳教父”，谁来善待“倪光南”们？
原编者按：前不久，资深公知祝某新写了一篇题为《善待老一代企业家，珍惜过往敬畏历史》的文章，此文打着善待所谓“老一代企业家”的幌子，实际是在替被广大群众口诛笔伐的、窃取倪光南劳动果实、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柳教父”鸣不平。
在文中，祝某新为了给“柳教父”洗地，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污蔑曾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为某想赚得第一桶金（称得上是盆满钵满）的“汉字联想输入技术”（即“汉卡”），是“迟迟不能投产”、“被国外市场无情地淘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当某想在总工倪光南被驱逐后，失去核心技术，彻底沦为国际芯片巨头的组装厂，只能可怜的沦落到跟香港的厂商打价格战、成本战时，“柳教父”对此的一筹莫展却被公知祝某新表述成“想方设法降低产品成本”、“在采购、生产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采购元器件时派人坐镇工厂一件一件挑，确保万无一失；产品检测人员不足时，总经理带头顶班”、“终于在激烈的竞争中稳稳站定了脚”等可笑至极的谬论。试想，如果当时倪光南还在带领团队研发，某想至于沦落到那种窘境吗？
祝某新还说，“这些企业家能有今天的成就，个人禀赋肯定有过人之处”，如果这句话是用来形容倪光南、任正非等真正的民族企业家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显然祝某新所指的“企业家”是“柳教父”这类没有真本事却善于窃取他人劳动成果、甚至为排除异己不惜扣黑锅给企业功臣的企业罪人的。
公知们出于自身利益，奔走急呼善待“柳教父”这种“伪企业家”，可是谁又曾呼吁人们善待真正的企业家“倪光南”们呢？
事实上，早年倪光南仅仅是被某想柳教父赶走，没有遭受刑罚，完全拜赐自己的院士身份与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逃过一劫——否则，就会被柳教父以“诬告”罪名送进监狱，从而步孙宏斌后尘。
某想初创时用计算所车库改建的办公场地。
近日，一篇声称“要善待老一代企业家”的文章出现网上，文中把柳教父誉为“XX先锋”、“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再次尬吹柳教父杜撰的老掉牙故事：“柳教父等11名科研人员告别‘铁饭碗’，到市场上‘找米下锅’”……
某想创办时的总经理是王树和，柳教父其时为排序第三的副总经理。
该文作者连最细小的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就大胆著文替柳宣传，实在有些不严谨。
“20年前，我走出研究所，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一间20平米大的传达室创办了某想……”2009年3月20日，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大会”上，某想总裁柳教父当着一众领导的面这样伪称自己为某想“创始人”。
谎言千遍成真理！有时候假话说多了、说久了连自己都相信了！
看看下面1995年1月柳教父填写的履历表，把自己在某想的任职经历从一开始的副总经理篡改成“总经理”：
柳教父填写的以上两张履历表，跟下面作为副总经理站立着与总经理合影的照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讽刺！
某想集团1988年下半年公司手册中，计算所公司首任总经理王树和（坐者）与副总经理柳教父（立者）的合影。
纵观某想三十七年，柳教父对某想的贡献如何？答案肯定是有，但贡献其实不大。当初，柳教父自己坦承自己是0，倪光南是1，这就是柳教父对于某想的真实贡献，而柳教父最大的贡献是在自己替自己的宣传上！
相反，曾XX、柳教父掌控计算所长达二十年之久，对计算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着实不小——计算所股份被剥夺、土地被占据、某想借“改制”私有化国有资产、驱赶总工程师、废掉核心技术研发等等……
2021年12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某想的困境与无奈》称，柳教父种种违法乱纪行为被网友质疑、声讨是因为“企业家原罪”——这是说法纯粹混淆视听！
真正的高科技公司从来没有原罪一说，因为高科技企业的第一桶金都是凭借科技创新成果获得的——某想的第一桶金就是因为凭借某想汉卡揽得中科院装配500台计算机的业务，一举挣得70万元。
真正的高科技公司也没有“企业家”创业一说，因为高科技公司发展壮大依靠的是科学家、工程师创造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获得可观商业回报——无论是倪光南还是其他类似的人，他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创新发明奠定企业成功基础。某想因为倪光南主持研发的汉卡起家、再凭借倪光南领军研发的某想286微机（系列）做大。
真正的高科技公司也不靠摆摊、倒买倒卖劳什子起家、更不靠坑蒙拐骗搞到第一桶金——华为任正非创业初期虽然摆过摊、卖过减肥药，但他的第一桶金还是代理销售小型交换机赢来的。而交换机本身也是技术产品，具有相应的科技含量，并且任正非华为通过交换机售后服务，开始介入技术领域（维修技术），进而为将来的技术研发打下基础。通过售后技术服务、自己组装小型交换机（创牌推广），终于开始自主研发，这个企业转型，走上自主技术创新之路。
然而，在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科学家（工程师）却明显没有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有地位。
曾几何时，中关村“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故事流传甚广、堪称经典。而真相大白是：三个企业家驱赶三个科学家、损害三个知名企业、悲乎哀哉！即便作为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副主任的夏颖奇先生，都会把四通文字处理机发明人桂冠错戴到段永基（四通总裁）头上——而真正的发明人是我国历史文化名人、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之子王缉志——当我第一时间获得夏主任文章时，也发现了“段永基之误”，但我觉得四通文字处理机发明人王缉志妇孺皆知，就没有替他修改。
洞悉中关村历史内幕的人都知道，当年北大方正创始人、当代毕升王选是怎么被“企业家”逼宫驱赶的。同样，四通核心创始人王缉志也遭到段永基的排斥、打压和驱赶。王缉志还曾发明一台电子琴，但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前来四通视察之前，段永基对王缉志封锁消息。当天，把他安排到另一处偏僻房间“干活”，以免他作为四通文字处理机（包括电子琴）发明人喧宾夺主，抢去段永基风头。结果，领导人视察中还坐在王缉志发明的电子琴之前，信手弹奏了一支乐曲……
某想柳教父驱赶倪光南，则是众所周知的了，这里不再重复讲述……
总之，无论过去现在，我们最应该善待的是那些具有重大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工程师——王选、倪光南、王缉志等等，而不是柳教父之类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等——因为科学家、工程师乃稀缺资源，职业经理人一抓一大把。
“柳教父就是核心竞争力！”曾任北大光华学院院长张维迎信口胡诌道。
2017年，笔者曾经参加过一次创新教练训练营培训活动，主持训练营的是时任北大光华特聘教授、清华本科、北大硕士、哈佛博士。这位教授讲授了一个北大光华学院的故事：一次教授教师在跟学院授课讲述企业经典案例时，一个学员站起来说：老师，你刚才讲的案例就是我们企业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接着，该学员把与案例相关的具体事实陈述了一遍。教师赶紧道歉、这课也讲不下去，因为课件内容都是基于“不真实”材料构建的——之后，光华教师在跟学生讲述企业经典“案例”时很犯怵，怕重蹈覆辙……
多年来，全国高校遍地开花的“MBA”、“EMBA”学历与非学历培训班，培养了大量“企业家”——而最经典的清华EMBA班学员集体经营一家酒楼，通过齐心协力最后努力至倒闭。
眼下，北大方正与清华紫光次第破产，令人感到北大光华学院与清华经管学院简直白办！连自家企业都不能给予很好的管理运作指导，这两所专门学院到底是培养管理人才还是沦落为高价（天价）学历证书批发机构？
（本文发布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