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托洛茨基主义、工农联盟与“一国社会主义”——以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斗争为视角的历史考察（上）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图片来源：网易新闻。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实践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工农联盟／城乡关系对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与实践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它构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核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基础。本文梳理和检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就社会主义与工农联盟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路线斗争、各自不同的理论视野，以及对共产国际运动（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历史影响。中、俄两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都处于一战前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压力之下，有着共同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并由此卷入共同的历史逻辑。作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至为重大的事件，这一历史逻辑并没有被真正深刻地阐述和辨析，正因此，我们需要回到作为“中国道路”的世界共运史，或作为国际共运史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托洛茨基 布哈林 “一国社会主义” 工农联盟 城乡关系
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还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布哈林对列宁主义的辩护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如何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过完整的叙述。也是因为一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军国主义化，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显著变化，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最初其实是战时经济的必然体现。
1919年，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深受列宁赞赏的《共产主义ABC》中，特别讨论了帝国主义战争和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整个经济必须服从于军事任务，“资产阶级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非常简单。为此，它必须把私人生产、各个私人辛迪加和托拉斯转交给它的资产阶级强盗国家来指挥。这在大战期间已经做到了。工业‘动员起来了’，而且‘军国主义化了’，也就是服从于国家和军事当局的指挥。有人会问：怎么回事？那时资产阶级不就失去收入了吗？要知道，这就是国有化”，“因而毫不奇怪，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都开始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辛迪加或托拉斯的资本主义。”这正是列宁思考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也是起点。
因此，我们需要重访这一历史，即一战之后的历史。
1917年十月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四个年头，俄国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工厂关闭，粮食价格飙升，饥荒爆发，而俄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无法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七月事变”之后，列宁在躲避临时政府对他缉捕的动荡过程中，写下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特别指出，在规模空前的饥荒逼近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是应对大饥荒的唯一选择。但是，问题在于俄国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的地主与资本家利益集团并不愿意实行这样的办法，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损害他们高额的利润。“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做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就必须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前提。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由此，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