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贺军：三年抗疫启示录

　　最近，中国政府对于防疫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触发了很强的余波效应。不少网红跳出来，试图证明自己的“先知先觉”。其实，防疫政策一直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早几天晚几天采取新的措施以应对新的变化，不是什么意外的情况。文人也罢，网红也罢，其对于社会的贡献并不在于赌个谁输谁赢，更不是争当变色龙，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去博公众的眼球。大家关注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从过去的实践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中国防疫政策的调整，与美国西方的“躺平”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路径。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躺平”：在“躺平”逻辑之下，政府放弃社会管理责任，普通百姓自求多福，整个社会假定疫情并不存在，还会出现一些主动求病，以期早病早安全的偏执。在中国新的总体政策中，政府没有退出自己原有的统筹管理位置，用一个并不是非常贴切的比喻，只是从指挥一场阵地阻击战，转变为运筹一场运动防御战，把防疫的核心目标从控制感染率，转为控制重症率和死亡率。至于时机选择是否恰恰处在最佳时点，留待实践去检验，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严格管控的三年抗疫，使突如其来的偷袭，演变成了严阵以待的埋伏。战争造成过的大规模伤害，往往来自于准备的缺失和警惕性的松懈，珍珠港事件和苏联卫国战争的开端，可为我们省下不少争辩的口舌。《泰坦尼克》里有句台词：“在船上多待一会儿！”当时，船上的人们都已经知道沉船的结果了，但只要还有部分船体仍在水面之上挣扎，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量度未知的时空，尽量多呆一会儿，以期多做一点心理准备，缩短一点等待可能路过的其它轮船的时间。

　　过去的三年，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国民公众卫生教育，也是应对现实或未来发生的“生化战争”的战疫实践锤炼。单从北京放开后头几天的情况看，三年抗疫为普通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充分的疫情防范与危机应对的意识与经验。在相对隔离状态中，人们展示出平静和慎重的态度，自觉地且娴熟地运用着各类应对孤独的手段，并展示着各种远程工作的能力。这向人类社会昭示，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再次出现的自然的瘟疫流行或是人为的生化袭击，中国具备政府良好组织之下的、自觉的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体系。

　　就在上周，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在宣布退休之后，接受CNN采访时，记者问他如何评价中国的封控防疫措施时，福奇以反问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关键问题是封控的目的是什么？是等待新的疫苗还是等待新的药物？福奇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谓意味深长，值得我们去重视。单就应对疫情的最有力手段而言，人群隔离无疑是首选，如果在疫情最初阶段，所有国家与民族都可以做到人群隔离的话，这波疫情早在两年前就彻底结束了。但问题是，除了中国和朝鲜，恐怕其他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方都做不到。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如同中国政府和人民这样的能力，而中国又需要对外开放，这就使封控防疫的效果受限，很容易因外部疫情输入不断而难以彻底结束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