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丰县“铁链女”身后深层的社会问题
丰县“铁链女”，触动了人们内心的同情之心、恻隐之心，她二十多年的悲惨遭遇，是人都会悲愤不已，必须要严惩虐待她的一切恶魔，将她救离出魔窟。
尽管还没公报她的身份和真实姓名，但已有网民查明她被拐卖的路线，是从四川经长沙、郑州，再转到徐州铜山县，最后被卖到丰县董集村。
有网民从当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看到当地的西南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相互佐证，云、贵、川、滇等西南省区是被拐卖妇女的一个重灾区，除了汉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外，是因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而且是经济落后地区。
西南地区女性被买卖，延续的是一种历史现象。先讲述一段历史故事：
唐玄宗开元年间，名将郭元振的侄子郭仲翔受伯父引荐，随姚州都督李蒙率军赴南中讨伐平叛，任判官。郭仲翔的同乡吴保安仰慕郭仲翔为人，但未曾谋面，就寄信给郭仲翔，希望能通过他在军中谋职立功，郭仲翔见信甚为感动，便引荐吴保安做掌书记。吴保安赴任途中，李猛在与蛮军的交战中战败而死，郭仲翔被俘。蛮人听闻他是宰相郭元振的侄子，就以蛮夷规矩让郭仲翔交出一千匹细绢赎身。郭仲翔写信给吴保安请他转告伯父快来赎身。吴保安走到京城，但郭元振已经去世。吴保安不忘郭仲翔的恩情，变卖家产，抛家弃子，在外经商十年，也止凑够七百匹。吴保安妻儿千里来寻，偶遇新任姚州都督杨安居，杨安居深为吴保安的大义感动，替他向官府借贷凑够了一千匹细绢。吴保安亲到蛮营赎回了郭仲翔。
杨安居曾是郭元振门下幕僚，于是留下郭仲翔做了都督府判官。郭仲翔要报答杨都督之恩，他在南中日久，深知“蛮中妇女，尽有姿色，价反在男子之下。”
“仲翔在任三年，陆续差人到蛮洞购求年少美女，共有十人。自己教成歌舞，鲜衣美饰，特献与杨安居伏侍，以报其德。安居笑曰：‘吾重生高义，故乐成其美耳。言及相报，得无以市井见待耶？’仲翔曰：‘荷明公仁德，微躯再造，特求此蛮口奉献，以表区区。明公若见辞，仲翔死不瞑目矣！’安居见他诚恳，乃曰：‘仆有幼女，最所钟爱，勉受一小口为伴，馀则不敢如命。’仲翔把那九美女，赠与杨都督帐下九个心腹将校，以显杨公之德。”
从这段故事中，除了吴保安弃家赎友的恩义之情外，也知道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贩卖女性是很普遍的现象。
时代发展到现代社会，法治完备健全，仍发生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而尽管是违法犯罪行为，但从“铁链女”牵出很多地区隐藏的贩卖女性问题，很可能不仅仅是违法犯罪问题，它也反映了当今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徐州地区为何成为贩卖妇女严重地区的原因，是比较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但从徐州的贩卖妇女问题中，反映出的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男女比例已严重失衡。
造成严重失衡的原因主要有：
一、重男轻女的旧思想。中国是有几千年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过去生产力落后年代里，原始农业首先需要劳力，而男子是农业的主要劳动力，畜力为役使力，同时在传统的宗法制度下，男子是家庭和宗族的延续代表，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男性继承人，在两种传统下，不仅生存、生活得不到保障，而且既有的家庭权益也会失去，所以生男孩就代表着家庭未来的希望，而生女孩就被看成了累赘，这种重男轻女思想是由其历史阶段造成的，不能归罪于对女性的歧视。
重男轻女的思想只能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将男性从繁重劳累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当今我国农业生产仍处在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男性仍是农业的主力军，要解放男性，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用现代化机械代替人力。
二、严重走偏的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关系，但基于不平等的现实得不到解决，真正的男女平等不会实现。
在如今仍不平等的现实中，一方面由于天然存在男女性别上的差异，这是男女表现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由此也决定了在社会分工上必然会有相对的不平等，如重体力活、脏活、累活男性承负的多，保家卫国是男性的义务，消防、救灾等高危行业主要是男性从事，相比之下，轻活多让给女性。另一方面，男女平等思想也应该是相对的平等，而不是表面上的绝对平等，更不是倾向于女性的所谓平等，但在某些女权主义者口中，不仅把传统文化上男性对女性的照顾看成应有的权利，而且在现实问题中在利益面前又过多地与男性争权夺利，冠以男女平等，甚至不少极端女权主义者将女性的自然生育本能也当成男女不平等问题向男性施压，说只要女人生孩，男女就永远不可能平等，语意是说男人也该生孩子。在她们高喊要求平等的同时，却又自相矛盾地说自己是给男人生孩子，语意孩子只是给男人生的，而孩子不属于自己，诸如此类等等。
西方的男女平等思想在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女性得到了解放，当今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城市女性不仅与男性一样从事社会工作，担任社会职务，领取与男性没有多少差别的劳动报酬，而且在家庭中也处于具有一定支配权的地位，多数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附属于男性的女性已很少见。只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村的落后，农村女性还没有城市女性高度的经济独立，但近四十多年以来，大量农村女性奔向城市，从事服务行业和进入工厂，没有一计之长且又不愿吃苦的女性，凭着年轻和姿色，也可以生存于城市，诸如歌厅，会所，洗脚屋，洗头房，迪厅，甚至从事地下色情业。她们习惯了城市里的灯红酒绿，是再也不愿回到尘土飞扬的老家找个人嫁了。在涌进的大量农村年轻女性的竞争中，城市出现了女多男少，剩女出现了。如今多数城市都有为数不少的剩女，北上广深是重灾区。留在乡村的年轻女性都希望嫁到县城，四线城市女性希望嫁到二三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女性希望嫁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女性都希望嫁到富贵人家。最惨的是农村男性，在高房价时代，尽管他们中有人在城市打拼，但劳碌奔波多年，仍不能在城市立足，而且在男女婚恋上，全部的经济压力都由男性承担，不断攀涨的成婚费用和彩礼费，逼使他们只能逃离城市回到家乡，但家乡已经没有几个女性了，他们被抛弃成了光棍汉，从自媒体披露出来的很多现状，广大农村地区男光棍上至五六十岁下至二三十岁，一批批地闲游混荡着，他们也有成家的愿望，也想有正常人的男欢女爱，但现实是残酷的，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们。最近报道出来的，仍是徐州地区，春节期间相亲市场上百男相五女，可见徐州地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他们因此就成了潜在的被人贩子盯上贩卖女性的巨大市场。
不论城乡，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如今已经高达八成，主要原因是女性看上了比现任丈夫更有钱的男人，在男女婚配严重失衡的时代，女性始终握有选择的主动权，而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还可以通过离婚获取原家庭至少一半的财产，出现了女人越离越富有的现象。而离婚女性也成了婚恋市场上的抢手货，彩礼不输头婚。再观察农村，男性不仅娶不到当地女性，而且连离婚女性也难娶到，只能转向更落后地区或者海外，来自落后地区的女性多数就是被人贩子拐卖而来的，也有不少越南、缅甸等国的女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而市场，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买卖，有买卖就一定要有中介，尽管违法犯罪，但这个市场是有巨大需求的。如某个人所说的，他的母亲就是被人贩子拐卖而来的，刚开始还想跑，但自他的姐姐出生之后，她就再也不跑了，生了他之后，就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想法了，如今他们家庭幸福。自听到“铁链女”的悲惨和舆论严惩买卖妇女行为之后，也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一律严惩当年的买卖行为，他是反对的，尽管买卖人口违法犯罪，但也要照顾到当事家庭的实际情况，不能一刀切，否则又要无辜伤害无数和睦的家庭，是二次伤害。
出现这种男女婚配严重失衡的问题，一是计划生育使不少女婴死在了出生之时，造成男多女少，二是整个社会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造成女性的攀附思想，这种思想对民族的毒害最大最深，上阶层的女性连国内男性都看不上了，转向外国男，不论黑白胖瘦，只要是外国男人，就比中国男人强，争相攀比外嫁，中阶层和下阶层的女性也只盯着中上层富有的男性。即使假设当年那些女婴长大到今天，她们也如如今这样，宁可在城市当剩女也不愿回家乡嫁给那里的男人，所以说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也许仅会比现状能稍稍好一点而已，改变不了大局。
这些问题，在男性身上几乎不存在，高嫁低娶是婚嫁规律，但严重失衡之后，就必须要靠外力强加干涉，教育和引导女性转变一味的攀附富贵，说到底是实现男女关系上真正的平权而不是特权，如取消女方向男方索要房车和彩礼的恶俗，打击膨胀过度的女权主义思潮，最主要的是要必须彻底地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生活，加快消除城乡差距，等等。
三、严厉打击贩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同时，也要关心广大的底层男性
如果说儿童是弱势群体，那么底层男性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比很多女性还要弱，是最被人看不起的群体，他们不仅耕种着供养十四亿人的粮食，外出从事着最脏、最累、报酬最低的劳动，但没有人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因为在中国人传统的思想里，他们是男人，是男人就该承受一切，不该受到同情怜悯，有任何艰难困苦都得自己承担。在某些自媒体舆论中，他们找不到老婆是活该，他们也不配拥有家庭和子女，他们就该是被淘汰的人，这些思想和潜意识是非常可怕的。
有拐卖女人的，也有拐卖男人的，知道的拐卖男人是在小煤窑时代，去从事野蛮的苦力，曾有报道解救小煤窑苦力的新闻，对于未成年的男孩，拐卖之后被砍去手脚，受逼迫专门沿街乞讨。无论男女，被拐卖之人的命运都是非常悲惨的。
生而为人，不分男女，在基本权利上本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高低贵贱的环境中，最底层的男女沦为了最为悲惨的群体，他们急需国家和社会的关怀。人类社会的法则就是，人由男女组成，没有女人不会有男人，没有男人也不会有女人，女人好男人就会好，男人好女人才更好。
2022-2-22
【文/李旭之，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