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开放”不等于“高水平的开放”

——驳“中国更加开放”论

　　全球局势剧烈动荡，造成空前广泛和强烈的冲击，世界各国都在应变自保，这其中也包括中国。面对变化莫测的世界大势，面对危机重重的外部环境，中国如何应对，怎样才能在新条件下实现新的发展跨越，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

　　为此，有人给出的答案是所谓的“更加开放”论。这种论调认定，俄乌战争带给中国的启示是中国必须更加开放；应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中国需要更加开放；面对逆全球化，中国要把大门开得越大越好；国际环境越恶劣，中国越要开放，并且要不惜采取单边开放的政策。在这种论调看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更加开放，他们断言，中国要搞“第三次开放”（即“单边开放”【注】），要用更加全面彻底的开放来应对一切正在发生、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在这等论调之下，“更加开放”俨然成了包医百病的万能灵药，可以治愈中国发展前进中遇到的一切问题。

　　请不要以为这等论调仅仅是几个“专家”、“学者”的意见，事实上，在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简直成了相当一些人心中的圣经，成了他们的基本政治信仰。从里到外的各行各业，从上到下的各个层面，都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中国人，这些人历来都把无限扩大开放当做万能灵药，用来应对任何国际与国内的政治事变，从而构成相当强大的一股势力和相当强劲的政治观念。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开放论既相当浅薄，也十分有害。论其浅薄，因为这种论调在理论逻辑上荒诞无稽；言其有害，是因为这种论调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要害问题。

　　从理论逻辑上说，大门越开越大，大门就失去了本来意义。因为门固然可以开，必要时也应该关上，有开有关才叫门，否则就不是门。既然是大门，那就该关上的时候还是要关上。但“更加开放”论则对此予以坚决反对，他们断言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关门，都不会做出关门的动作，哪怕暂时性地关上一秒半秒也都不会，而是一直将大门越开越大，无限地开大。其实，真要这样发展的话，大门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如干脆拆除捣毁大门，也不要什么大门了。

　　在具体实践上，按照这种论调去搞，则危害甚大、后患堪忧。

　　众所周知，在当前全球局势和内外环境下，要实现新发展新跨越，中国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是安全保障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过去那种世界大范围的“天平岁月”已经远去，我们不能说未来注定就是硝烟四起、烽火弥漫的世界，但多样化、深层次的安全挑战日益严峻，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也是这样，过去有人曾说，当代中国的安全环境无比宽松，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现如今时过境迁，这样的话再也无法提起了。现如今的情况是，在全球局势的大背景、大趋势的影响，中国所面临的安全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和更加紧张了起来。

　　首先是经济安全问题迫在眉睫。具体有海外资产安全、金融安全、高技术安全、能源原材料安全等，人们现在特别担心的是一万亿美元的国债会不会泡汤，能源供应会不会被掐断，“卡脖子”项目会不会把中国在某些方面掐死等。

　　其次政治安全问题隐患重重。其中包括各种谋“独”与分裂势力，他们都可能蠢蠢欲动铤而走险，除此之外，亲美公知势力兴风作浪伺机作祟，第五纵队内部破坏、资本势力无序扩张等，都不能掉以轻心。

　　最后是军事安全上，除了远距离大范围、大面积的战略性包抄之外，逼近中国的还有“三海”联动之下引发局部冲突的危险，还有大规模战争的乌云在第一和第二岛链之间的堆积，日益展现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可怕前景。

　　第二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管怎么现代化，经济建设都离不开基本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如果这方面的供应难于为继，那就要断炊断顿了。中国经济体系这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能源对外依赖严重，原材料大部分都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达到惊人的水平，成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样的一种状况，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有模有样的经济大国，但其实同大国的战略地位完全不能相匹配，可以说徒具其表而无其实。因为对外依赖度如此之高，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免风雨飘摇起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能在不旋踵间就构成严峻的挑战。更为可怕的是，上述这些方面的依存还主要系之于海上运输，在霸权统治全球海洋的基本战略背景下，海洋运输对于中国而言没有任何可靠性与可控性，相对具有可靠与可控性质的陆上运输又比重不够，难以满足需要，这就更增添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危机和隐忧。

　　第三是内外关系失衡、独立自主的能力软化弱化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看，对外开放就是构建经济上的外循环，与之相对的则是经济内循环，二者的关系是表与里、本与末的关系。外循环的基础是内循环，良好的内部治理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根据。

　　在更高的意义上说，这还是独立自主和争取外援的关系。在对外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总体水平不高，但总体不高之中，却有一个突出的强点或优点，那就是独立自主达到了历史空前的水平；对外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壮大，成绩辉煌，但在辉煌的成绩之下，却出现一个严重的弱点，那就是独立自主的能力在有些领域、有些方面发生严重软化弱化的现象，从而导致内外关系失衡。具体表现就是关键技术与关键产品被“卡脖子”的情况突出，高技术产业链的高端部分操之人手，使中国不得不仰人鼻息，关键时刻不得不妥协退让。

　　上述这些问题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与致命性，都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关键时刻受制于人，从而严重削弱中国的战略地位，严重干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因此，进入新时期后，进一步对外开放要着眼这些问题，由此入手立足于解决这些问题，而并不是为开放而开放，更不能把开放当成教条、当成圣经、当成政治高压线，演变成为约束和限制中国的枷锁。因而，同过去的开放相比，新的历史时期的开放应该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里所谓的“高水平”应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正视与承认过去的缺点与不足

　　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有成绩与不足，对外开放也是这样，不能只谈成绩、回避缺点。事实上，几十年间的对外开放过程中也有许多失误，既有思想意识上的失误，比如太过相信西方、把美国想得太好等，也有具体操作上的失误，比如一度“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等。对此必须予以正视，必须坦率承认，而不能讳疾忌医。在此基础上，要深刻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这是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实现高水平发展的思想前提。

　　二是要明确威胁来自何方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把国家安全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这其中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经济技术安全等。开放最高准则并不是经济利润，而是国家安全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保障安全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把这一法则贯彻到所有领域，包括对外开放。

　　为此，中国必须明确威胁来自何方。现在人们普遍引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句经典名言，原因就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到了再也不能含糊其辞、欲说还休的时候了。而应该明白无误地宣示，霸权就是中国人民的战略敌人，也是对外开放的最大敌人，因为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总根源与核心策源地，就在那里，就是那个坚持统治世界一百年不动摇的霸权国家，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

　　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做到趋利避害，才能知道向哪里寻找安全，同谁打交道比较安全，才能进行正确的战略合作与共赢。否则，搞错了对象，就难免要变成与虎谋皮、与蛇同床，就要认敌为友了。

　　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谋求可持续发展问题，才能让对外开放的指向正中靶的而不偏差；才能使各种国际和双边关系牢固可靠，而不是经常被耍骗被玩弄，被人家所谓的“双标”搞得不亦乐乎；才能有效规避被封锁、被制裁所带来的危险，才能在摊牌的时候把损失降到最低水准。

　　也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辨清自己阵营内部忠奸，才能知道哪些人可以信赖，哪些人可以争取，而哪些人则必须防范而不可掉以轻心。

　　三是要创新对外开放的思想理论

　　任何理论都要有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和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历程，有关对外开放的思想理论也是这样，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升华扬弃，而不能抱残守缺、泥古不化。尤其要走出其中的突出误区，譬如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发财欲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等。自从对外开放伊始，在中国就有那些一些人，他们对“独立自主”这四个字深恶痛绝、极度歪曲，一些人动用舆论工具和话语权力，将“独立自主”同“左”划等号，将其同“闭关锁国”划等号，处心积虑地将其污名化，从而把所有主张自主自强的思想和理论一概打入十八层地狱，在相当程度上忽视或轻视了独立自主在国家发展与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有关这个问题，参阅笔者2012年文章《自力更生：中国面对未来的战略底线》）。这是导致今天中国在独立自主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的思想政治根源。

　　现在，逆全球化、阵营化以及新冷战等种种新情况、新趋势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进行发展崛起的战略转型（参阅笔者文章《推动我国发展前进的战略转型》），而不是一条道跑到黑。譬如当年长征途中的通道转兵一般，把战略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能自投敌人预设的阵地与陷阱中去。新时期对外开放是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开放，是进一步正确处理开放与自主辩证统一关系的开放，也就是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当然越开越大，但今后却要从根本上解决“朝谁开”和“让谁走”的问题，这个大门并非可以自由通行，也并非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个大门中进进出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是没有规则的自由通道，而是高水平管理下的战略途径。这就需要对既往的开放理论与思维逻辑进行全面的扬弃，要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一番比较彻底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与升华，从而为中国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迫切需要以更高水平、更加有效的对外开放服务国内经济大循环，以契合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这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这样的开放却不可用“更加开放”或“扩大开放”论来替代、来掩盖。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不能实现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开放，不能成其为“高水平的开放”；不能保证国家安全的开放，则等于开门揖盗，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

　　【注】有关“第三次开放”的观点参见澎湃新闻《中国再出发｜专访郑永年：中国步入第三次开放，强国关键是规则制定权》。摘录要点如下：

　　郑永年说：尽管官方上没有“第三次开放”的说法，但我觉得从大的历史来看，中国从近代以来已经走过了两次开放，现在进入了“第三次开放”。“第一次开放”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第二次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主动开放，成果非常巨大，短短40多年，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现在的“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中国主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什么叫单边开放？就是不管你开不开放，我都开放。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