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难道我们还不该醒吗

　　昨天我写了一篇由中医、鞭炮问题想到民族文化安全问题的文章，没有想到受到广泛热评。大家都认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如何保卫我们的民族文化安全。正如我们传承千年百年的很多东西，正在面临被西方蚕食的巨大风险，对国家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

　　文章发表后，中南大学知名教授张军建深有感触。他是我的朋友，就这个问题他给我写来一段很长的话，说由中医、鞭炮问题看到了中国社会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存在重大误区。张教授在日本高校任教多年，曾经接触过不少日本上层，因此对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有过比较精深的研究。

　　张教授说，中医中药本来属于中国国粹，但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它的研究很不够。这些年，在崇洋的热潮中，渐渐把这个国粹“边缘化”了。他说，在日本，你或许想不到，由于日本人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金钱去研发和制作，把中国中医药方拿去后，便投入巨大精力，并使得大量中药被纳入日本全民医保。据日本有关方面统计，至今，日本纳入全民医保的汉方达到442种之多，还有增加的趋势。

　　他还说，日本根据汉方配制的中药比中国国内的质量好，这几乎成为全世界医学界和中日两国业界的共识。为了探求原因，国内不少科研院所也对同样的药方进行过反复试验，可硬是做不出日本汉方制药那样的效果来。中国和日本用同一个药方制药，日本制的中药却强于中国，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经过认真研究，我们发现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日本拿到中国的方子以后，当作科学去研究和开发，对方子中的每一味药和成分进行精确评估和判断，然后对药材生产的土地进行极其精细地选择，比如对种植药材的土地严格禁止使用化肥、农药之类，甚至要求种植药材的土地必须跟中国原生地一模一样。然后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精心萃取，这样的生产与我们粗放性掠夺性生产的中药（近年来，我们的有关部门发现不法药商生产的中药含有大量农药）当然会有极大差别。

　　其实这个“精细”便包含大学问。比如享誉中外的一味中药材——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只是在焦作这里某个乡的土地上生产的铁棍才是真正的药材用山药，其它地方也有不少，但是仅仅做菜品食用而已。再比如山西上党的党参，是真正的党参，其它地方也多有党参出产，但是论药理，比之山西上党，却药力大不相同。我们很多药材，比如那个铁棍山药，弄得全国食品店都在卖，都作药材，有那么大的产量吗？不可能啊。中药之妙，就在于药材质量，就在于加工之精细。舍弃这一点，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药品。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医药界的共识。当然，中药的药力功用，还在于能否精细加工，在这样一点上，我们反而要向日本学习。

　　张教授的话，一下子让我想到很多问题。很多年来，日本这个民族出于自身利益，是非常善于窃取我们的文化精华。记得日本当年侵入中国之前，还是晚清民国年代，就派了大量间谍来中国，窃取中国文化，包括绘制中国地图和具体地形，然后为入侵中国准备。文化方面，更是习惯偷和抢。

　　在我们河南洛阳，有一个世界闻名的千唐志斋博物馆，里边有数以千计的墓志铭，里边还包括武则天亲手书写的原文。日本侵华期间，驻守洛阳的日军小队长田中角荣接到天皇的命令，让他一定给带回一方墓志铭。于是，在今天日本东京的日本国家博物馆内，有一方田中背回来的大唐年代的墓志铭，成为镇馆之宝。还有同为镇馆之宝的，有日军从我云南高黎贡山砍伐了世界上最大一棵直径数米的杜鹃树标本。日军明抢中国的宝贝，把它做成年轮标本运回日本，这块年轮杜鹃木材标本同样存放该馆。还有大明王朝时，日本偷盗中国云贵高原的樱花，如今成为他们的国花。

　　但是，我们的珍宝丢了，不能仅仅责备小偷，我们看好自己的家园了吗？恐怕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应该深刻反思，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有多少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流落在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博物馆。

　　中医药是保护中华民族得以繁衍生息几千年的法宝，比物质的财宝还要珍贵。日本在偷窃中医问题很有心计，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难道还不该清醒吗？我们有多少民族瑰宝，在我们不知不觉中，都成了人家的了。

　　近几十年来，我们又有多少国货品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外国资本的赚钱工具？中华牙膏，曾经那么为中国人熟悉，鼎盛年代的中华牙膏，横扫牙膏市场半壁江山。哪去了？1994年被外资联合利华拿下，从此再也看不见那带着天安门华表的熟悉商标了。很多人从孩童时代就熟悉的北冰洋汽水，被百事可乐以合资名义吞没了，直到2007年才被重新收了回来。我们被以接轨种种名义给吞没的名牌实在数不胜数，比如如诗意般的香雪海，还有太太乐鸡精、南孚电池、小护士、哈尔滨啤酒、羽西、统一润滑油、苏泊尔、双汇、大宝、小肥羊、徐福记、丁家宜、水井坊、丸美、金丝猴、乐百氏、银鹭，等等等等，细数的话，可以数百上千，都在合资、并购等等名义下，成为外国人的品牌了。

　　崽卖爷田不心疼，这些我们的前人用心血汗水浇灌的商业之花，都在一瞬间悄悄变成了他人的文化。有一天，当我们的北京烤鸭不再是“全聚德”的时候，当我们天津的著名包子不再叫“狗不理”的时候，当我们名小吃大宋名鸡不再叫“童子鸡”的时候，当我们的子子孙孙有可能到韩国去寻找端午清明的起源时，我们能不愧对我们的祖宗吗？而现在这一切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说到中医，现在更是到了必须用保卫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了，中医百年以来就伴随灭与保的斗争。1929年，大汉奸汪精卫受一伙从极端方面鼓吹西医的人煽惑，颁布了取缔中医法，使中医大受其害。但是后来他的岳父得了菌痢，全国的顶级西医用了绝招就是治不好，他老婆陈璧君说，试试中医吧，于是请来了全国知名中医施今墨。施今墨三下两下，大笔一挥扬长而去，汪精卫赶紧追上问，下一次还怎么办，施今墨大声说道，不须下次，按我的方子三付保好。问什么要求，施今墨啥也不要，只要取缔废掉那个什么取缔中医法。汪精卫不得已答应了。可是后来表面上答应，又加上一条，必须领取国家颁布的行医资格，暗中依然照样禁止。到了蒋介石后期，才取缔了这个禁中医的条例。不过老蒋并不是出于保护中医，因为四川是中医中药大省。蒋介石为了讨好几个四川的大佬和军阀，出台了这样一个规定。

　　【施今墨（左一）曾为汪精卫岳母“一诊”救中医。图为1956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宴请施今墨】

　　真正恢复中医地位，还是新中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毛主席把中医列入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予以提倡和保护。但是建国头几年，依然有人蛊惑人心，要取缔中医。毛泽东主席闻之非常震怒，震怒之下，撤销了他的职务。今天，伴随着西化思潮的侵袭，这场斗争似乎又重新掀起来了。近年来，甚至有人叫嚣公开成立什么反中医联盟。由此看来，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任务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使命，还相当的任重道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人硬是对保护民族文化缺乏应有的清醒，一种崇尚日韩的心理依然非常盛行，比如前些日子，有些同胞宁可脖子上挂上黄牌，也要去日本韩国作被羞辱性旅游。有必要吗？这种羞辱，与当年“华人与狗不能入内”还有多少区别？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全民族的自觉和清醒，需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来看问题。盲目地跟随外国，崇尚西方文化，贬损诋毁民族文化，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历史的使命摆在了我们面前，每一个华夏儿女，都自当清醒。

　　【文/陈先义，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昆仑策网，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