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谈新兴资本势力的发展壮大

　　新兴资本势力在中国持续做大做强，这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有人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认为这才是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而有的人则为此寝食不安、忧心忡忡，感到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使中国的未来充满变数。到底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呢？

　　有关资本将怎样成长，其发展的一般路径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丰富的经验案例。就一般规律而言，资本的发展都要走出一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掌握经济权利到掌握政治权力的发展道路。具体到中国，历史上的中国资本势力在遵循这样一条发展道路的同时，还展现出独有的特点与特征，那就是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的紧密结合。这几种势力共同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彼此结成神圣同盟，三家分晋，既根本利益一致，又彼此博弈角逐，从而演绎出有别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别具一格的社会面貌。

　　从这个意义上加以中西对比，人们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在获得经济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全面的政治自由；而旧中国则不是这样，历史上中国的资本势力在经济上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政治上更是多方受制，往往在相当程度上沦为附庸。人们常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先天缺陷、后天畸形，其意指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当代中国的新兴资本及相关势力将走出一条怎样的新历史轨迹呢？

　　现在，中国的新兴资本及其相关势力已经构成一种空前强大的社会力量，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当今中国的社会面貌（参见笔者《资本的“围猎”与政治进攻》、《资本在中国塑造多少新的社会关系》等文章），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目前人们可以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的新兴资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经济自由”。

　　所谓“经济自由”，大致上有三层涵义：

　　其一是个体意义上的财富自由。简单地说，就是发了大财，钱多得都花不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是许多中国人都梦寐以求的境界，但中国新兴资本体系中的很多人都做到了这一点。当今中国的富豪群体已经成为全球之最，如果说这些人还不算是经济自由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经济自由的人了。

　　其二是群体意义上经济生活的自由。新兴资本及相关势力受到全社会的热捧，走到哪里都奉为上宾，其经济活动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当然，现如今私有制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依然无法占主导地位，距离“化”更是差得很远，但是这并不妨碍新兴私人资本作为一个整体高踞经济上层，具有比其他经济成分更加活跃、更为炙手可热的突出特点。因此，作为一种力量与杠杆，新兴资本惯于搞“良禽择木而栖”把戏，以此来邀宠囤居。

　　其三是新兴资本在社会活动上的自由。谁都知道拿钱买东西这个简单的常识，这个社会常识上升到新兴资本那里，就是各种形式的收买，这是中国新兴资本经济自由的重要维度。如果资本失去了收买的功能，则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了。因此，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兴资本在收买生产资料的同时，还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水平来收买社会资料，包括思想、意识、价值、伦理、权力等。在这方面，新兴资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曾经有一个时期行贿无罪，往往批评教育了事。现在虽然有所改变，但资本的各种围猎及拉拢腐蚀依然在发展蔓延，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更非遭到打击而缩减枯萎。

　　当然，任何自由都只是相对自由而不是绝对自由，资本的经济自由也是这样。当今中国新兴资本在中国经济自由的程度与水平，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争取更多更大的经济自由仍然是中国新兴资本在今后一个时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任务。

　　但是，争取更多更大的经济自由已经不是摆在中国新兴资本面前最迫切的任务。相比于经济自由，中国新兴资本在政治自由等方面的差距更多更大。因此，中国新兴资本早已进入争取更高水平自由的历史阶段，即争取资本的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这是其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涵。

　　资本的言论自由，是指同资本相对应的思想意识、理论逻辑、价值伦理、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自由，简单地说，就是说话的权力，必须让资本不受限制地畅所欲言才行，必须让资本伦理不受压抑而大行其道才行。但目前的中国距离这样的预期还差得太远，许多时候和许多情形下，资本都只能三缄其口以明哲保身，难以表达和展示其真实感想与诉求。这对资本化的人格来说，简直就是思想与精神上的严重压抑。

　　言论自由不是小事，这件事在中国所引发的争论与争议极大。有的人认为，在今天中国，言论自由已经得到高水平的保障和实现，而有的人则认为完全不是这样。譬如，以言论为主要展现方式的中国“公知”，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对此有人认为这很不正常，应加以整治，而有人认为这理所应当，是言论自由题中之义。但不管对与错、罪与罚，“公知”现象的根子就在于资本言论自由的诉求，也是新兴资本这方面矢志不移为之努力奋斗的组成部分。

　　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同时，资本更还进一步要争取政治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并非仅指觊觎或染指政权，更多的是政治资源的再分配等问题。资本也要占有一定的政治资源，要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自主自立，把命运掌握自己的手里，在此基础上，还要实现自身同社会其他成分之间的自由划分、随机组合与系统集成，以便更有效地操纵和支配受资本雇佣那些人的命运，左右与影响社会的走向，干预和塑造社会秩序。在资本及相关势力看来，这是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力，没有这样的权力，就没有资本的政治自由，而没有资本的政治自由，资本的无限增殖功能就等于被人阉割，就有了严重残疾。譬如美国资本，如果不能影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那将是资本所难以忍受的事情。因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下的资本需要做到功能健全，中国的新兴资本同样要追求自己功能健全，它们一概都要当社会的主宰者，而不想当奴仆。

　　从根本上说，在中国国内，有可能挑战和替代中国现有制度体系的，只有资本体系及其相关制度，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有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也只有新兴资本势力，除此之外也没有第二个。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它既可以是为一定政治服务的工具，同时也必然要争取成为政治的主人。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资本，一概都是这样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路径。

　　因此，有关当代中国的新兴资本的未来发展，顺理成章地要引发出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新兴资本会不会超越华尔街资本集团？

　　中国终究要超过美国，水涨船高，届时，中国新兴资本势力会不会也要超过美国华尔街集团呢？

　　众所周知，资本发展的最高峰就是华尔街资本集团，华尔街成了美国大资本集团的代名词，象征着权势和力量，其势力及影响之大，无它可出其右。从一定意义上说，霸权当局也只不过是这个集团所操纵下的玩偶，这个集团对霸权内外政策都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其通过资本所攫取的社会资源与政治地位，堪称是迄今为止资本的最高境界，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

　　同这个集团相比，中国的新兴资本无疑还显得相当稚嫩，在规模上即“大”的方面比不上，在质量上即“强”的方面也比不上，在集团化、世袭化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正所谓欺老不欺小，现如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新兴资本的发展速度更快。中国的新兴资本势力，仅仅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做大到西方自由资本用了二百年才达到的水准。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焉知二十年后中国新兴资本不能实现西方资本之“强”呢？须知，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中国也一定能做到。以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中国的新兴资本在“大”与“强”两个维度上超越华尔街资本，完全可以做出不远的预期。

　　至于像华尔街资本一般的集团化、世袭化，这当然需要假以时日，但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上就曾经绽现过盛名一时的“四大家族”，因此，只要有足够的光阴来发酵酿造，在中国也完全可以实现，所需要的时间或将比华尔街大大缩短。展望未来，如果出现在中国上海或北京的某条街，其经济和政治内涵比美国的华尔街还更加辉煌威武，届时的中国该是什么样子，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一幕。

　　第二个问题：现时代中国发展究竟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

　　中国人躬逢现如今的中国，虽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国家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走在强起来的道路上，“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已经不是某种说辞，而是明摆着进行中的事实和世界普遍性的认识。问题是中国今后的发展究竟靠什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靠社会主义发展中国，还是“以资本为中心”，靠资本主义发展中国？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必然要选择“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们认为，发展也好、强大也好，本身都不是目的，目的只能是让广大人民共同富裕起来，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日子。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资本为中心、为主体，以满足资本增殖为目的，实现少数资本所有者暴富而广大劳动者相对贫困的现代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也有另外一些人对现下中国的道路选择十分不满。他们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只能“走西方的道路”甚或“西方所要求的道路”，也就是要以资本为老大、为主人，靠资本主义改造中国，而现如今的中国距离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世界”理想目标太远了。其中特别突出与醒目的，就是十分活跃的“公知”“精英”集团，他们在舆论场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从各方面和各角度来蛊惑和左右中国，他们死活也不愿意承认中国崛起的事实，死活也不认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目标要求，他们认为贫富分化天经地义，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认定只有美西方的发展模式才是中国的未来与出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才能解决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深层次的顽瘴痼疾。

　　上述这些“公知”“精英”们的叙事逻辑和思维取向与新兴资本高度关联。同普通中国老百姓不同，新兴资本在中国始终存在信心不足、信念不定、信仰迷茫的大问题，有时候信心高涨，对于在中国发展信念比较稳定，但一有风吹草动，譬如规范资本有序发展、引导民营企业健康经营、中美发生经济贸易冲突等，每当这些动向明显时，他们往往就变得心情烦躁起来，甚至惶惶不可终日。因此，按照那些“公知”“精英”们及其相关联的资本叙事逻辑与思维框架，现在的中国充满不确定性，他们理想的政治架构与社会愿景完全不是中国这个样子，因此，即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下，新兴资本的一些人也照样看不到未来，找不到出路，总感到前途暗淡，因而缺少乃至没有什么信心。按照他们的说法，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发展进步，成绩都是私有资本的功劳，而弊端与痼疾则完全都是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僵化体制的产物。因此，只有中国以资本为中心、为老大、为主人，走西方所要求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符合他们的理想与期待，否则他们就永远不安心，永远吃不到“定心丸”，永远不会满意。

　　现时代中国发展“以谁为中心、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究竟哪种选择实际占上风，关乎中国的历史走向与政治未来。

　　第三个问题：新兴资本能否在中国实现政治自由？

　　资本的最高境界与最终使命就是实现政治自由，这是完全可能做得到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自由在许多西方现代化国家都得到了实现，已经有很多鲜活的案例，模板与道路早就十分鲜明地摆在那里。尤其是冷战后一些前苏东国家的演变，用事实昭示，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完全可以实现资本的政治自由。俄罗斯曾一度是典型的案例。

　　现在，新兴资本在中国已经拥有很多资源和很大的空间，各方面及各领域的占有率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从任何角度来衡量，都远远超过全社会平均水平。但正如对利润的追求永无止境一样，资本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也没有顶点。这样一种资本与政治的博弈关系，在当今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仍在生动地演绎演进之中。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苗头与迹象，具体表现包括围猎收买、抱团成势以及拉票贿选等多种方式，从而并不例外地同样演绎出再版的“政治权力凌驾于资本之上，还是资本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这一古老命题。俗话说，有钱就是横。人在腰缠万贯之后，思想上政治上轻易难以佩服什么人。尤其对那些台上当权的，更为新兴资本势力所瞧不起，遑论让资本扮演服务的角色了。可以预见，资本与政治的关系，必然将长期地处于不稳定的斗争状态之中。

　　坦率地说，新兴资本在当今中国既有实现一定程度政治自由的前景，也确实存在被再次收拾整肃的可能。俄罗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前苏联解体后的一个时期，曾是俄罗斯新兴资本的黄金时代，不但获得了显著的经济自由，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政治自由。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随着俄罗斯内外形势的变化变迁，尽管现如今俄罗斯仍然奉行资本主义的法则逻辑，但其新兴资本势力却在政治上遭遇沉重的打击，被搞得四分五裂、鸡飞狗跳，很有一点“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惨状。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对于这样的事情，中国新兴资本势力自然也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给他们带来思想灵魂上的巨大震动，使他们生出瞻望前程不寒而栗的不祥感觉。

　　总之，新兴资本势力在中国发展壮大，必将构成中国社会十分突出的矛盾问题，必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全新的挑战。这是不能不正视的历史与现实。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