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 三整合四中立：司马懿定律对莱希的适用性
“司马懿定律”是个什么梗？某员工如果想干掉某个同行，只要在一把手面前说他是“当代司马懿”就够了。如果某穆斯林说现任伊朗总统莱希正在中美俄三国之间充当司马懿在魏蜀吴三国之间的角色而被群嘲，结果又会如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在总体上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军事解构力促成的人类文明偶然的倒退或下降与经济建构力促成的人类文明必然的前进或上升相辅相成，比如蒙古帝国的军事解构促成的全球化工业文明的经济建构。同理，未来的“地球村”的经济建构也完全有可能以当前的中美俄三个世界级大国博弈促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军事解构为前提，而戴旭总结的当今世界“三大战场”里的伊朗无疑最有可能重演“司马懿定律”。
公元前553年波斯帝国建立时疆域仅限于波斯高原西南部，居鲁士二世与冈比西斯二世的东征西讨让波斯帝国疆域不断扩大，到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疆域西起色雷斯、小亚细亚与尼罗河流域，东到帕米尔高原与印度河平原，北抵黑海、高加索山脉、里海、咸海与锡尔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版图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波斯帝国就此确立。公元619年，波斯帝国完全征服了埃及与高加索地区，波斯帝国达到鼎盛。公元632年伊斯兰教鼻祖穆罕默德奠基的阿拉伯帝国于公元874年被波斯人建立的萨曼王朝反噬，但此时波斯人已被伊斯兰化了。1506年突厥分支乌兹别克人占领整个波斯地区，奥斯曼帝国则禁止其什叶派穆斯林西进，其萨菲教团将七个突厥分支土库曼部落整合为“红头兵”后联合对奥斯曼帝国不满的阿塞拜疆推翻白羊王朝土库曼逊尼派君主，萨非教团主、15岁的伊斯玛仪一世建立萨法维王朝（第三波斯帝国）并以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1779年至1925年，波斯领土被英俄两国蚕食，先后分裂出巴林与阿富汗的一部分、阿塞拜疆、土克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1925年12月礼萨·汗推翻外族统治建立巴列维王朝，1935年将波斯更名为伊朗。1979年，霍梅尼推翻全盘西化的巴列维王朝而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此后伊斯兰化的伊朗一直在课余通过民族复兴建立世界强国，尤其是什叶派比逊尼派更极端、更有扩张性，继承霍梅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衣钵的莱希如何重振波斯帝国的雄风？第一步是确立中东霸主的地位。无论面积、人口还是综合国力，伊朗在中东都是数一数二的，莱希要建立“第四波斯帝国”则首先要称霸阿拉伯世界。第二步是输出伊斯兰什叶派穆斯林打击逊尼派、天主教、东正教与犹太教，所以伊朗一定要支持也门胡塞武装挑战沙特争斗，支持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与索马里青年党挑战以色列，甚至要在叙利亚挑战以东正教为主体的俄罗斯，只要能在上述国家建立以什叶派为主体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伊朗主导伊斯兰世界就能变得易如反掌。当然，目前伊朗还没有把握与美国单打独斗，所以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先通过与欧佩克领头羊沙特阿拉伯媾和以控制国际能源市场而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待中美俄博弈“三败俱伤”之后再逐步恢复其“波斯帝国”的影响力。阿拉伯帝国曾与大唐帝国七次交锋，波斯人长期被外来游牧民族（如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统治，外加宗教的加持，伊朗的军事解构情绪不容忽视。
自近代以来，俄国、英国、美国先后蹂躏波斯这个民族，伊朗与新旧殖民主义强盗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结下了深刻的历史仇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导致伊朗的地缘政治处境只能用两个词形容：孤立与多疑。先说孤立：一是地理环境上的孤立，围绕伊朗的邻国，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与亚美尼亚，不是与其有领土矛盾或宗教矛盾就是与美国结盟而有美军驻扎。稍远一点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都将伊朗视为地缘政治心腹大患，北面是老冤家苏联，南边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天下。二是意识形态上的孤立，什叶派与逊尼派一千多年来势不两立，逊尼派信众超过十亿而什叶派不倒八千万，什叶派集中于伊朗、塔吉克斯坦而逊尼派国家广泛分布在西亚、中亚、北非、南亚与东南亚，尤其是中东国家以逊尼派居多。三是民族分布上的孤立，伊朗以波斯人为主体而绝大多数中东国家以阿拉伯人为主体，历史上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多次入侵或统治波斯，伊拉克侵略伊朗的口号也是“阿拉伯民族对波斯民族的战争”四是政治体制上的孤立，伊朗当今世界唯一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土耳其则越来越倒向总统制，其他中东国家或立宪君主或至少名义上是民主制度，与政教合一体制相去甚远。苏联解体后伊朗对核武器孜孜以求就是源于上述孤立处境导致的民族安全感的缺失，美苏核恐怖均衡与伊朗政教合一体制的宗教凝聚力加成只能勉强坚持到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美国进一步觊觎世界地缘战略格局的主导权，特别是在支离破碎的中东国家充当“搅屎棍”的负面角色。苏联解体后中东的地缘战略布局几乎就是美国在欧洲布局的缩小版，以色列、土耳其、埃及、沙特就像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事实上的中东版北约在美国的操纵下对伊朗形成了空前的地缘政治压力。现在的伊朗就像中东版的俄罗斯，幸运的是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狂妄自大到昏了头，加之“9•11”事件的刺激，美国总部偏离海权国一贯的“离岸平衡”地缘战略而亲自下场连打两场伊拉克战争与一场阿富汗战争，然后还要对叙利亚策划颜色革命。这种“麦金德狂躁症”似乎历史上所有的世界霸权觊觎者都摆脱不了的魔咒，美国由此而陷入治安战的泥潭，大量消耗其软硬实力后把中东各国之间本来是泾渭分明的水都搅浑了，就像大粪坑里被丢了炮仗，各种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甚至是鸡毛蒜皮的部落矛盾迅速喷薄而出，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群魔乱舞的“打地鼠游戏”一点点松动了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封印，但也由此而带给了伊朗一线生机。伊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而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捏着鼻子与俄罗斯结盟，二是以能源供应为饵拉拢欧盟为其站台，三是乘乱建构“什叶派之弧”御敌于国门之外。现在伊朗的地缘战略重头戏是在其本土外围建构地缘战略缓冲区，把中东搞得越乱就越有机会“浑水摸鱼”，既要让美国投鼠忌器而无法在中东腾出手来又要展示自身实力吓阻美国，尤其是要让美国对要不要陷入另一场治安战泥潭犹豫不决。现在看来，伊朗的地缘战略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红旗能打多久”之类的问题对莱希而言也就根本不值得想破脑袋了。
2023年10月8日莱希与哈马斯通话后赞扬了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叙利亚、黎巴嫩与伊拉克“抵抗伊斯兰”的努力，敦促其他穆斯林国家加入对以色列的袭击。整合塔利班、“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中立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塞拜疆与土库曼斯坦，莱希通过“三整合四中立”重塑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蓝图初露端倪，而巴以冲突将是莱希借助这一地缘政治蓝图渐进主导中美俄三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格局的最佳突破点。莱希早年在伊朗最大的神学院库姆神学院学习时许多在库姆的神职人员与学生投身于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反对全盘西化道德巴列维政权，积极参与其中的经历无疑有助于莱希上台后像霍梅尼那样对伊斯兰世界一呼百应。现在的伊斯兰世界诸国之间何以依然剪不断理还乱？“9•11”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三股势力”甚至殃及新疆，中国不可能不对巴以冲突谨慎表态。冷战期间美苏争霸与中东，军事动荡、难民、制裁、屠杀与仇恨在伊斯兰世界此起彼伏，中东新闻常年占据全球主要媒体的头条位置。此后中东国家为什么越来越拧巴？一是对现代国家的认同困局，二是世俗化与民主制的自相矛盾，三是经济飞地的脆弱性，莱希要恢复“波斯帝国”的影响力则务必演好根治上述三大“拧巴”痼疾的“前戏”。伊斯兰教的教义既有温和的一面又有激进的一面，莱希如何驾驭国内的穆斯林则将取决于伊朗社会的整体结构如何运行。巴列维王朝将伊朗抛离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后，伊斯兰教激进的一面对越来越孤独绝望的伊朗年轻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号称要推翻现有秩序而期待终极“善恶决战”的“伊斯兰国”甚至吸引了一部分西方白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敌视的不止是本国的威权政府，还有被其视为占了伊斯兰世界便宜的西方世界。当然，恐怖分子打了伊斯兰教的旗号也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就像洪秀全自我标榜为基督教徒也不意味着“太平天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伊斯兰欲加之罪滋生的土壤是莱希务必破局的上述三大困境，而现在的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期待一个像穆罕默德那样伟大的宗教改革者，一个号召力至少不亚于霍梅尼的伊斯兰教精神领袖，谁能带领伊斯兰文明破局上述三大困境而对现代世界做出独特的贡献？萨达姆倒台后中东头号大国伊朗的掌门人莱希无疑是首要选项。
伊朗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是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两位常春藤联盟的知识分子主导了美国“后9•11”时代的公共讨论：针对哈佛大学的萨缪尔·亨廷顿基于基督教文明中心论的《文明秩序的重建》，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刘易斯认为美国有必要区分“好的世俗的穆斯林”与“坏的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进而预见“世俗的穆斯林必将是西方化的穆斯林”。伯纳德·刘易斯的这种新保守主义灵感起点来自“查理周刊事件”导致的一名女士高举的牌子“我是穆斯林，但我不是恐怖分子”，但他也像亨廷顿一样认为未来的世界将分裂为“现代的”与“前现代的”两部分，一个人的文化立场足以折射其政治立场，比如“好的世俗的穆斯林”都是亲美的而“坏的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都是反美的。当然，将政治性的暴力视为某一方的文化出了问题要比将其视为两方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方便多了，而伊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被这种偏见一步步逼到美国的怀抱之外的，霍梅尼在伊朗发动的伊斯兰革命甚至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均势，连希特勒征服欧洲以来的政治事件也比不上它！”莱希继承的“伊斯兰共和国”打着“既不倚东，也不靠西”的旗号将自身定位为“革命明灯”，号召中东乃至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美国的影响力与社会上的不公”。这个共和国一直在第三世界支持与穆斯林无关的革命团体并寻求其支持，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甚至支持非穆斯林革命多于伊斯兰革命（如“阿富汗圣战者”）而不乏“统战”思维。伊朗伊斯兰革命加速了第三世界反对西方干预与影响的力度，沙特阿拉伯的大清真寺劫持事件、埃及的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叙利亚的哈马大屠杀、黎巴嫩的美国大使馆炸弹袭击都诱发了伊斯兰暴动。这个共和国投入很多努力与费用扶植伊朗以外的革命势力，其中“具有持续影响”的是黎巴嫩与伊拉克，两伊战争则“致命地伤害了……传播伊斯兰革命的理想”，莱希更是志在追随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阻碍伊朗崛起为“强大的地区势力”。
在当今世界的反美国家中，较之于俄罗斯的东斯拉夫人那种“战斗民族”，伊朗的主体波斯人的民族精神同样不容小觑。“多难兴邦”，而伊朗要面对的大难至少有三点。第一，二战后伊朗沦为国际社会最大的地缘政治黑洞。现在的伊朗位于国际关系最复杂的中东地区，古老的波斯帝国在陷入复杂的民族矛盾（如阿拉伯民族与波斯、奥斯曼土耳其与波斯、库尔德与波斯、欧洲国家与波斯的矛盾、美国与伊朗的矛盾、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之外还有宗教内部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矛盾。总之，伊朗的敌人很多，多得外界不得不佩服伊朗的意志力。较之于中美俄三国，伊朗的国家不大、人口不多、内部的民族、宗教与治理重点的矛盾并不少于其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但伊朗竟然仍能在中东维持强大的影响力。外界不得不佩服伊朗的凝聚力，特别是其能在本身信仰在近百年里转入弱势的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极其牢固与弥足珍贵，尤其是在对照改革开放的中国之后。第二，伊朗的宗教信仰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公约数确实有很大的差距，比如男女平权与更现代化的主张。第三，伊朗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如果伊朗也全方位地“改革开放”了，莱希继承这个共和国能否继续存在恐怕将是一个未知数。对伊斯兰教的坚守让这个共和国得以坚持到现在，一旦改变则势必激化苏东剧变那种致命的内讧，尤其是在伊朗的90后选民里。作为中东乃至全球的伊斯兰大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油气资源与非凡的宗教影响力导致伊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大流士曾靠金戈铁马成就帝国伟业，巴列维要将伊朗打造成“世界第五强国”，霍梅尼要将“伊斯兰革命”输出到世界各地，哈塔米的“文明对话”思想影响了世界各国对解决国际矛盾的理念，内贾德的强势外交姿态及其在核问题上的决不让步暴露了美国的色厉内荏……伊朗的社会文明进化速度取决于其生存环境的质变速度，首要的拦路虎则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心态与大国博弈的利益权衡点，然后才是中东各国教派共存的现实。霍梅尼在伊朗奠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不可不谓影响深远，人类迈入21世纪后居然还能采用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社会那种管理模式，在当今世界稍具规模的国家中，伊朗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伊朗居然能将这种政体维系三十多年，这就更让世界各地的西式民主的崇拜者大跌眼镜了。二战后伊朗靠石油暴富并与美国缔盟，其南北两线难免遭到阿拉伯国家与苏东国家的地缘政治围攻。巴列维国王强推全盘西化的“白色革命”而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伊斯兰革命爆发而伊苏矛盾有所缓和。伊美同盟破裂后美国转而制裁伊朗并扶持阿拉伯势力，直至两伊战争大量消耗伊朗的国力。为了抗衡阿拉伯国家，伊朗将社会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国家手中，包括集中民众财富以充军饷与武装成年男性以充行伍。搜集社会资源，伊朗当然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动用世俗权力去民间刮地皮、拉壮丁，但这难免遭到民众的抵制，而外患重重的伊朗根本经不起内部的折腾；二是用意识形态体系引导群众自愿出钱出人，而带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保守意识形态足以打造崇尚简朴的社会氛围，在道德层面压制人民的生活需求而节省消耗以供对外博弈，又可利用中兴伊斯兰的宗教狂热激发人民的圣战情节而同仇敌忾。当然，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渐进的，而伊朗的外部压力却是迫在眉睫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权力架构只能一再向宗教层面倾斜，通过宗教掌权的方式最快最深入地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了抗衡阿拉伯国家，伊朗竭尽全力增强内部实力，在此基础上以宗教为武器挖阿拉伯国家的墙角。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都像伊朗一样以什叶派为主体，所以这三个国家最先被伊朗策反。相比之下，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极不团结，伊拉克、叙利亚与阿富汗被美国削弱后伊朗在伊斯兰世界一举确立主导地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作为一个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古老国家，伊朗以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情感认同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伊朗真的统一了什叶派国家，逊尼派国家在“振兴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大框架下转而奉伊朗为宗也绝非天方夜谭。因此，伊朗政教合一的政体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延续下去，莱希改良伊朗社会文明只能是渐进的。
冷战后期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崛起为伊斯兰世界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较之于旧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强调与时代潮流趋同、有强烈的夺取政权的政治意识、重视现代政治斗争手段而其基本骨干是非职业性的宗教思想家与知识分子。霍梅尼奠基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各派的学说至少在四个根本性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第一，彻底否定世俗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而鼓吹建立神权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第二，反对法制世俗化而实行法制伊斯兰化；第三，宣扬“圣战”并强调诉诸“行动”；第四，否定现存国际体系而重蹈建立伊斯兰世界体系。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开辟了政教合一的现代国家的混合模式，对民族复兴的执著追求也反映了伊斯兰世界追求现代化并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迫切要求。当然，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有消极影响：一是强化社会分离功能，二是鼓吹恐怖活动，三是对外政策文革化。与世俗民族主义的共同包括：捍卫民族利益，保卫国家主权，致力于现代化，等等。第三届阿拉伯与伊斯兰人民会议召开后，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复兴组织、波斯尼亚、伊朗与阿富汗各教派达成共识，包括摆脱西方的经济、军事与文化控制，建立“伊斯兰联合国”，发行统一的伊斯兰货币，兼顾合法斗争与暴力、恐怖活动。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前途将取决于五大因素：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深度；伊斯兰国家现政权解决危机的能力；伊斯兰国家世俗的、左翼的与民主团体等传统反对派的群众代表性程度；伊斯兰国家减少恐怖活动的措施与效果；伊斯兰国家调整对外政策的努力效果。莱希注定要将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加理论化与系统化，其宗教输出活动的细节也会越来越丰富多彩。
现在无论“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还是哈马斯、真主党等政治军事势力与瓦哈比教派都有了越来越突出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伊斯兰世界认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也越来越多，何以然？第一，伊斯兰世界的生存困境。伊斯兰核心区的地缘结构支离破碎，其主体部分由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图兰平原等地缘板块共同构成，这些列板块中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压制其边缘的地缘核心，所以伊斯兰世界内部一直有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自近代被欧洲、美国、俄罗斯与中国赶超后，伊斯兰世迅速沦为大国争夺的焦点。现代工业科技的加持导致伊斯兰世界各地缘板块间的关系越来越近，陷入各大文明体系夹缝的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的次级地缘板块一旦启动宗教改革则势必因地缘属性不同而被若干周边强势地缘文明吸纳，进而像苏联解体那样分崩离析。但拖着不改革不可能是长远打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则千里，中东撒哈拉化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若伊斯兰世界实现了政治统一，进而靠庞大的体量抵消外来文明在质量上的优势，启动宗教改革的风险就是值得去冒一冒的。伊斯兰世界没有中国内部各板块紧密的地缘关系，美国为了长期控制中东而蓄意挑起伊斯兰国家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不同势力的冲突，莱希挑头中东宗教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阿拉伯复兴运动的破产早已证明了国家这种世俗政治力量不足以促成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莱希只能借助意识形态推动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在伊斯兰文明衰落的大背景下，危机感与受压迫感遍布中东穆斯林团体，而将这种潜藏的情绪稍加煽动、组织就能形成一股强大的统一势力，莱希籍此再去压倒伊斯兰世界原有的政治分歧就更要倚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了。其现实的好处至少有两个：一是避开伊斯兰教派分歧，二是避开外来思想的掣肘。当然，伊斯兰统一派利用原教旨主义只是为了确保伊斯兰世界统一过程的稳定性，大一统完成后即便没了原教旨主义的加持也能靠统一的政治权力整合伊斯兰世界与外部先进文明交流。伊斯兰世界统一后凝聚力势必增强，彼时再实行宗教改革而将大门对外敞开，莱希就也能像邓小平那样将改革开放的主导权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进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外来文明再对伊斯兰世界内部自上而下地统一改良，在保证伊斯兰文明独立延续的前提下加速中东文明体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已宣称要建立“以伊朗为中心的新中东”，但莱希至少要克服国内外的两大阻力。第以，伊朗伊斯兰革命本身的可持续性尚待观察；第而，伊朗革命性道路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阻力。冷战初期纳赛尔等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呼风唤雨，却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抑郁而终；冷战高潮阶段萨达姆与霍梅尼两大政治强人分别打着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大旗在中东独领风骚，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以两败俱伤告终了；苏东剧变期间伊拉克试图通过吞并科威特称霸中东，但在美国拼凑的“多国部队”的强力打压下一蹶不振。中东国家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政治强人能成功维持本国的地区大国地位，美苏争霸期间的纳赛尔、萨达姆、霍梅尼等政治强人所处的国际环境远比现在被迫面对一家独大的美国的伊朗要好，但他们何以一再失败？他们的事业的正义性与目标的有限性是两个秘诀。他们领导的国家独立后一旦处境有所好转就往往会过度扩张，直至超出其维护正常的国家利益的范畴而重蹈“屠龙少年变身为另一条恶龙”的覆辙。鉴往知今，伊朗能否在莱希的领导下最终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革命主义政策的限度与程度。战略选择决定战略成果，伊朗未来能否崛起不存在宿命论，国家领导人的主观能动性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现在的中东国家里只有伊朗保持了不错的科研教育水平，比如同位素提纯，如果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压制，莱希领导伊朗扫平中东一统伊斯兰世界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信仰足以提供一种企图，工业化亦然，关键要看莱希这个级别的中东国家领导人如何抉择。伊朗一直念念不忘民族复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野心更是毫不掩饰，因为什叶派比逊尼派更极端更有扩张性。伊朗的年轻选民甚至在声援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引用了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政治上的、政权方面的），其他一切（经济斗争）都将会是徒劳的。”伊朗的共产主义团体在网站上打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的绝大多数工人参与街头抗议更是完全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倡导，“无产者在这种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当伊朗的工人阶级从某种角度上“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的时候，伊朗社会革命的持续性就不只是反对宗教世界的权威与政教一体化了，而是对整个社会发展方向提出的政治诉求。现代社会运动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绝大多数是进步的，从宗教世界变成世俗化世界就更是这样了。较之于沙特阿拉伯，莱希的宗教改革压力显然要小得多。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看，中国的统治重心离中东国家太远了，但只要石油还是“工业血液”，中国就有必要交好不可能倒向西方列强的中东能源大国。第一，伊朗的发展路线决定了莱希必须支持巴勒斯坦，而在美国的话语权很大的以色列势必从中作梗，所以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声援巴勒斯坦与伊朗的立场并不冲突；第二，伊朗在中东的势力范围逐步扩大，与伊朗合作以后中国在中东的发力点就会变多，在很多中东国家之间的冲突将不再是无力维护中国的利益；第三，伊朗的宗教改革彻底杜绝了恐怖主义问题，与国际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的融合度很高，这是中国求之不得的。尤其是与政治保守的沙特阿拉伯相比，官方意识形态更开明的伊朗更值得中国长期合作。新疆棉事件发酵国际舆论之后，伊朗大使馆派专家去新疆拍了旅游宣传片，充分肯定了新疆的世俗化发展，以实际行动支持了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莱希能预判中国作为世俗国家的发展方向，中国能尊重伊朗宗教改革的不易成果，双方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互利共赢。后疫情时代的伊朗正在逼近波斯历史上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莱希的宗教改革模式成型并被证明是行得通的，伊朗就有可能是第一个步入现代化的中东国家，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蓝图就有可能维持持续发展的营商环境。如果美国蓄意将俄乌战争的祸水引向伊朗，这一次大唐的援兵决不会像怛罗斯之战那样姗姗来迟。
对伊朗而言更为幸运的是，中国还有当年的苏联难以比拟的若干优势。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中国与伊朗不接壤；第二，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第三，中伊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远远好于苏伊两国之间。地缘战略位置高度敏感的伊朗是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领土的重要战略支点与重要扶持对象，“中伊二十五年合作计划”只是双方基于你情我愿之的题中应有之意罢了。眼下中国在伊朗要集中精力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充分利用伊朗的地理位置优势，进一步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大力支持伊朗加强国防建设，将使打造为欧亚大陆安全体系在整个西南方向最可靠的桥头堡。放眼中东，伊朗作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区域大国，无论从国土面积、地理位置、人口数量、民族构成到科技水平、工业水平、军事力量与对美政策等方面都是承担这一重任的不二之选。眼下的伊朗这匹“西亚孤狼”除了接受中俄两国伸过去的橄榄枝也已无路可走，至少会像司马懿至死不愿与吴蜀两国决战那样不与中俄两国交恶。对中国来讲，支持俄罗斯大力武装伊朗，甚至必要时直接出面武装伊朗，既没有朝鲜那种距离中国统治重心太近的隐忧，也没有越南那种朝秦暮楚的后顾之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中东属于后来者，支持伊朗武装自己赢得伊朗人民信任的最快最有效的途径。伊朗真正强大起来才能更好地为中俄两国在中东这个次要战场上分散美国的力量：一是尽快加强伊朗空军的实力，籍此威慑打压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空军；二是为伊朗提供一批远程陆基、空基反舰武器，在波斯湾与阿拉伯海打造一个迷你型区域海防拒止体系作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抗美国海军的“撒手锏”；三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以实际行动缓解伊朗的外交孤立局面，与了密切合作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影响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但中伊关系中也有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不可忽视俄罗斯在中俄伊大三角中的重要作用，几何学意义上的正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中国为此要对俄罗斯在中伊两国之间搭起的桥梁高度重视，充分尊重俄罗斯在伊朗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俄伊两国之间的军火贸易，在外交战线上与俄罗斯默契配合。对国内不和谐的“反伊神论”坚决打压，比如带着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或大汉族主义情绪的“绿教国家一概费拉不堪论”、“绿教国家一概不可信任论”。伊朗向中国输送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主要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瓦哈比教派，要及时预判并适当处置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变局中的此类要素。
当前中国已在西太平建构了相对完善的区域海防拒止体系，足以抵消美国的海上优势而保护本国的远洋贸易航线，但我们的实力还暂时不足以在远洋与美国海军决胜，尤其是“龙腰”的北印度洋一带，作为中国地缘战略布局最薄弱的环节如何弥补其天然缺陷？至少在短期内要借力于濒临波斯湾与阿拉伯海的伊朗。“司马懿定律”是不是魔咒，能否及时校准外交战略的平衡点是关键。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