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亭：毛主席眼中的孔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今天，回顾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孔子态度的发展变化，有助于科学对待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更好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对待孔子的态度经历了由崇信到反对的转变。毛泽东回忆他早年的学习历程时曾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在1913年于长沙求学期间记录的笔记《讲堂录》中，青年毛泽东不仅记录圣贤孔子救世时所遭受的在陈绝粮、被匡人拘禁等磨难，还抄录“饭疏食而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体现孔子崇高精神境界的语句。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认为长寿且健康的孔子和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一样，是“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使他对孔子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他在同年7月出版的《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认为孔子造成的思想压制阻碍历史进步，指出：“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20年1月，毛泽东(左四)与进步团体辅成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对孔子，无论是崇信，还是反对，虽受时代思潮影响，但都是根据实际情形作出的判断。这反映了他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在同一时期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毛泽东认为“孔子问题”有研究价值、“有关系于现代人生”，并提示了研究该问题的方法，即先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一有实地调查的机会，他便积极把握。比如，1920年春天在离开北京去上海的途中，他实地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简言之，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消化与研究，奠定了毛泽东的旧学基础，为他学习接受并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贵的文化前提。后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阐述了这种学习的益处：“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六年孔夫子”教育打下的传统文化根基，以及之后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持续思考和探索，是毛泽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进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