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转移支付与慈善志愿并不能解决底层阶级的问题

　　本文摘自台版新译本《失序的心灵 : 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的困境》一九九六年版作者序

　　「我们该怎么生活？……作为美国人，我们是谁？」自从十多年前我们在本书卷首提出这些问题，它们如今已显现一种严重的急迫性。它们的意义自建国起就不停地被争辩，但从来不曾辩得像眼前有人呼吁「恢复美国」或克服「道德危机」的这一刻那么不可开交。

　　我们美国人总是想要闯出点名堂。我们追求当个有自信和活力的人，相信只要吃苦耐劳，品行端正，就能在开放社会中成为自重又正直的人。然而，环视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四处都能看到对社会健全性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我们当中有愈来愈多人不确定能不能信任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选出来的官员、我们的街坊邻居，甚至开始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对人生的期待。焦虑的情绪一触即发，社会可能出了差错的恐惧萦绕心头。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这些恐惧在对犯罪、道德败坏，以及日益扩大的收入与机会分歧的担忧之中达到临界点。折磨人的不确定性笼罩著我们的工作、合理收入，以及家庭生活的未来，尤其是下一代的福祉。

　　这些恐惧浮现是因为人们发现全球经济成长，对多数美国人而言，不再意味著机会，而是代表「缩编」、「再造」工作，以及资遣单。然而，尽管荣景遭受如此巨大的威胁，民众却耐人寻味地鲜少公开抗议经济游戏规则的改变。有人说，我们因种族、文化、信念、国家认同的不同观点而彼此分歧。但事实證明，我们起码在某个核心信仰上是团结一致的，超越肤色、宗教、区域和职业：美国人相信经济的成功与不幸是个人责任，完全与他人无关。

　　我们该如何解释如此压倒性的价值共识，它似乎和美国社会总是争论不休、严重分歧的常态截然不同？当我们发现，不论欧洲或东亚任何工业国家的人民都不同意这个普遍的美国信仰时，事实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欧洲和东亚的工业国家也正经历新兴全球经济令人迷惘的震撼。然而，美国最富裕与最贫穷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过他们所有国家，而且美国持续容忍比他们高很多的经济剥夺率。为什么美国社会为经济改变付出较高的代价？这个巨大的代价，和信任与信心的衰退有关吗？会不会这些发展其实有同样的成因，源自我们对个人及其责任从不动摇的一些看法？换句话说，这道难题是不是根植于被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几乎看不见的文化价值里。

　　个人主义又来了

　　在本书中，我们尝试理解这个文化态度。我们沿袭托克维尔的传统，称之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美国人倾向用来思索人生的第一语言，它最注重的是独立和自力更生（self-reliance）。这些特质被期待能在争强好胜的社会中赢得成功奖赏，同时也被当作一种美德而受到重视。基于这个原因，即使美国社会的开放本质提供人民获得丰厚奖赏的诱人机会，个人主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