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寻访“穷棒子”精神 ——关于“三条驴腿”闹革命的穷棒子社的追访

　　寻访“穷棒子”精神

　　——关于“三条驴腿”闹革命的穷棒子社的追访

　　听说朋友孙其才在河北唐山遵化建了一座穷棒子精神博物馆，主要用来搞党建和研学，很早就想去实地看一看。

　　车出唐山，并不算太远的行程，便是河北省遵化市的西铺村，这个西铺村，便就是闻名全国的当初的“穷棒子社”。一路上山青水绿，甚是好看，其实我认识河北冀东，最早是在电影《青松岭》上，因为《青松岭》就是在冀东实地拍摄的，沿途看到的山形地貌，大抵和在电影上看到的差不太多，山不算太高，地形地貌丘陵不少，绿化非常好，植被非常搞得很扎实。

　　大凡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没有人不知道王国藩这个名字的，他和大寨的陈永贵一样，都是五十年代扬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并且都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表彰的模范。不过，王国藩有一个更容易让全国人民记得住的名字和事迹，那叫“三条驴腿”闹革命。所以社会给了他的合作社一个称呼，叫做“穷棒子社”。

　　路上我问孙其才，为什么想在这样一个地方建一个博物馆，他这样告诉我，他说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吃穿都不发愁了，但唯一不应该忘记的是五十年代的创业精神，特别是今天，对老一辈那种不畏天命，敢于向困难进军的自力更生精神，对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显得特别重要。

　　这样说，虽然有思想高度，但我总觉得，作为一个经营文化的企业家，自己积累的产业也确实很不容易，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去经营一个博物馆和研学类的学校，到底利润在哪儿还看不见，做这样一个看不见效益的巨大投入，总觉得这本来应该是由国家和集体投资的事情，现在变成民营行为，做的又是思想教育意识形态工作，总觉得是个难解之谜和奇迹。

　　他看出了我的疑虑，他说，我这样说可不是唱高调，现在我们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更主要在精神生活上，在灵魂上，人活一辈子，要有精神的思想的追求。穷棒子精神到底什么精神？那就是不服输的精神，那就是自力更生的精神，那就是集体主义精神，我们讲传承，就是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我倾尽全力打造这样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是要让我们下一代知道我们今天幸福生活怎么来的，今后要走怎样的路？坚持什么样的方向？通过一代代孩子来这里研学，了解我们前辈留下来的好传统，让我们红色江山代代不变色。实话说，这就是我的最初设想。

　　对孙其才这个解读，我是在西铺村实地看了以后，才真正对这样一位企业家的抉择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的。

　　西铺，这个冀东具有代表性的普通村庄，今天与当年三条驴腿的年代可以说地覆天翻。西铺人书写的历史，从五十年代到今天，可以说是一幅中国农民自力更生的壮丽画卷，是中国农村成长的一个缩影，看了西铺，就知道中国农村走过来的路。

　　村上的老人们告诉我，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啊，国家很不易，穷得很，我们23户贫农靠着变卖山柴换来了三条驴腿、一张破犁，凭着满腔热血，在王国藩的带领下挺起了脊梁，以“不向困难低头，不向国家要救济”的精神。开始了改天换地的战斗。

　　穷棒子精神，关键是两个字：“精神”。1952年刚起步时，老党员王国藩带头组织本村23户贫雇农，办起了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人们便称它为“穷棒子”社。“穷棒子社”从三条驴腿起家，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赢得了第一个丰收年，用事实对那些散布合作社要“穷散架”的人，作出了强有力的回答。

　　王国藩带领合作社以艰苦创业取得非凡业绩，受到了毛主席的表彰，被赞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代表了5亿农民的方向”。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56年1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开篇就收入了报道“王国藩合作社”的两篇文章，毛主席在审阅书稿时，被合作社的创业之举深深感动，写下了广为流传的按语：“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从此开始，“穷棒子”精神便传遍大江南北，王国藩的方向，便代表着中国农民的方向。这个方向的核心，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看待任何问题，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和看待。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可以说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这时候全国上下还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志愿军与十七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艰苦鏖战。帝国主义列强们对我们封锁打压，国内百姓饥馑，匪患未尽，可谓内忧外患集于一身。

　　解放以前，这里的人们生活极为困苦，有二十多户农民常年靠要饭生活。土地改革以后，遵化的西铺村，本来就遭受过日本鬼子建立无人区的生灵涂炭，解放了，人们分到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是，本来基础很差的自然环境经不起天灾人祸。冬天，风雪怒吼，多少人在冻饿中呻吟；熬到春天，人们挣扎着，像牛马一样在荒山薄土上开荒耕种；而到了夏天雨季，山洪又常常暴发，把一切都卷走，让人们的希望化为泡影。在自然灾害面前，个体单干时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了。虽然政府每年救济十八万斤粮食和四百件衣服，但不少人还是过着少吃没穿的生活。

　　如果说西铺村的穷棒子精神之所以受到党中央的特别关注，就是因为他们在王国藩率领下形成的这种精神，正是当时的中国需要提倡和发扬的那种精神。靠什么？靠集体主义精神。王国藩带领贫雇农们，在王荣家里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岁就参加了冀东革命运动的老党员王国藩被推选为主任。合作社建社初期，仅有200余亩贫瘠山地，社里无资金、无种子、缺农具、缺口粮，连记账的纸都没钱买，只好用玉米棒子的皮代替。社里几户社员与社外群众合养着一头驴，入社农户占四分之三的所有权，社里用三天，社外还得用一天，被叫做“三条驴腿”。由于当地贬称穷人为“穷棒子”。有些富户断言：“一帮吃救济粮，领救济寒衣的‘穷棒子’凑到一块儿了”，“看他们除去要饭的罐子就是打狗的棍子，还有什么？这样的‘穷棒子社’早晚也得穷散了！”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冷嘲热讽中，王国藩带领大家干起来了。三条驴腿不够用，23户贫雇农就肩不离担，手不离锹；其余的壮劳力组成了一个19人的队伍，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去三十里外的山上打柴。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吃稀粥白薯，穿破烂棉衣，住透风草棚，十几个人合盖四条小被，苦干二十多天，硬是赤手空拳打回了四万多斤柴，卖了四百三十多元钱，为集体买回了一头牛、一头骡子、十几只羊、一辆破旧的大车以及种子和口粮等，巩固了合作社。第二年春播，“穷棒子”社员们你追我赶，互相竞赛，牲畜不够就用人拉犁。经过一年苦战，获得粮食平均亩产125公斤的好收成，比单干户增产3倍，赢得了一个漂亮的丰收，彻底让那些讥笑的人都闭上了嘴。

　　就这样凭着苦干拼命干，凭着坚定不移走集体化道路，到了1955年冬末，“穷棒子社”转为了高级合作社，居然提前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在十二年内达到的产量水平。林业、牧业、副业也有发展，仅果树一项就收入了一万三千多元。“穷棒子社”成为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团结互助、艰苦创业、勤俭办事、敢为人先”的“穷棒子精神”也传遍全国。1957年2月，王国藩被选为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在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主席亲手把一面奖旗送到王国藩手中，说：“你是劳模，是建设共和国的功臣！这是表彰你们在全国起了率先作用。”

　　经过七十年沧桑巨变，后来的西铺村，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彻底变化，，“三条驴腿”的故事早已化作神州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西铺村的炊烟里升腾着这样的真理：只要有"不怕苦、敢拼命"的志气，再贫瘠的土地也能长出希望；只要攥紧"团结奋斗"的拳头，再微薄的力量也能创造奇迹。它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越是壮阔的复兴之路，越需要葆有"万里千担一亩田"的实干品格，越需要传承"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拼搏意志。

　　穷棒子精神，归根到底其实就一句话，叫做矢志不移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西铺村，我边看边想，这个村子虽然不大，但是它确实是中国农村七十年来走过的道路的缩影。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凭着自己的艰苦努力，硬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一个小小的长城脚下的普通合作社，受到毛主席的特别关注，可以想见，在当时背景下，穷棒子社对当时中国的普遍性意义。毛主席在为《勤俭办社》一文写的按语中说：“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按语中，毛主席又说：“（穷棒子社）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从这里，毛主席以他战略家的雄才伟略，看到的是中国农民的方向，看到的是中国农民真正实现翻身的一条光明大道，这条大道便是坚决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对王国藩成长的关注，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农村道路的探索。毛主席关注“穷棒子社”，也对王国藩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支持。有一次，毛主席非常罕见地邀请王国藩共进晚餐，并亲自安排了简单的湘菜，像“青椒炒苦瓜”这样的家常菜肴，席间，毛主席亲切地询问王国藩的生活习惯，令人感到毛主席的接地气与亲民。这一幕令王国藩一生难忘，他曾向女儿回忆道，毛主席的家宴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从1957年到1969年，王国藩与毛主席一共见了十次面。每一次见面，王国藩都深感荣幸，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日后继续奋斗的重要精神支柱。

　　1959年，王国藩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刚到北京时，他发现其他代表穿着光鲜亮丽，而自己却穿得朴素，心里感到有些自卑。于是，他请求周总理不要让自己登上天安门的观礼台。然而，周总理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他的肩膀说道：“你代表的是农民，正因为如此，你才应该这样穿。”就这样，王国藩作为五亿农民的代表，站在了天安门广场，感受到了无比的自豪。

　　在当年的西铺村走了一天，听到无数非常感人的故事，看到无数惊人的变化，也感受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如果概括起来，那就是要想战胜困难，要想赢得胜利，就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必须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动摇。

　　我也想到，孙其才这样一个热衷于文化的企业家，为什么倾家荡产也要在西铺村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穷棒子精神传扬下去。他说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对于王国藩的穷棒子合作社，我们欠缺一个宣传推广和对下一代的传承，这或许也就是他下决心来到这个本不是他家乡的长城脚下办一个传扬穷棒子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加深刻的原因。我不禁对这位有情怀的企业家肃然起敬。

　　集体主义道路，不仅是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人民的成功道路，也是未来我们完成复兴大业的必经之路，王国藩的穷棒子社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中国，离开了集体化，我们将一事无成。不久前我回到河南，对这一点体会很深，今年河南遇到了七十年少有的水灾，此时已经到了大雪节气，但农民庄稼地里的水还是很深，就是排不出去，秋季无收成，明年的麦季又将无望。问题在哪里呢？我在五六个县搞了一些调研。因为今年雨季长达两个月，积水难排，为何难排？因为都是包产的小块责任田，开挖沟渠排水，就遇到怎么逐户给农民做思想工作的问题，挖谁家的田地谁都会不愿意，就这样一个极大的问题难住了各级干部。他们深深感到，看来个人承包制正在面临严峻考验，时代不同了，下一步怎么办？真的值得各级领导认真思考了。看着冀东西铺村的集体化道路，我忽然想到，中国农村下一步大发展，看来还真得重新规划农村机械化集体化的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否者，将很难适应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发展。当然，这是走访西铺村穷棒子社的另外一种思考。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转自公众号“长安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