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革命，半生从教，何长工在抗大的战斗征程

　　何长工，一个广为人们熟悉和敬重的名字。他既是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又是一位文武兼备、治校育才的军事教育家。

　　“一生革命，半生从教。”在长期的革命岁月里，何长工宜军宜学，宜学宜军，先后创办或参与组织领导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等多所军事学校建设，成为我军院校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何长工诞辰125周年。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办学8年的战斗征程，是何长工军事教育生涯中持续最长也是最为光耀的时期，从中可以看到这位为人民“扛了一辈子长工”的革命前辈的闪光足迹和独特贡献。

　　军校创始人与抗大结下不解之缘

　　何长工原名叫何坤，他的名字是毛泽东给改的。何长工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一个在华容，一个在湘潭，虽说相距有260多公里，但并没有阻隔彼此的交往。早在1918年11月，两人就在北京长辛店结识并成为挚交。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坤遭反动军阀许克祥悬赏通缉追杀。出于隐蔽和斗争需要，毛泽东遂建议他改名。考虑到这位湖南老乡有在长辛店留法预备班边学习、边做工的经历，毛泽东一锤定音，还是叫“何长工”吧。从此，这个朴实直白的名字替代了“何坤”，成为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奋斗一辈子的动力与标志。

　　毛泽东对何长工既熟悉了解又十分信任，一些大事要务都交他去操办。比如，安排他去寻找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促成了朱毛井冈山会师;率部迎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5军上井冈山，还有改造王佐的“绿林军”，联络国民党“双枪兵”毕占云、张威部起义等。而何长工也不负厚望，每每都大功告成。凡此让毛泽东对他更加刮目相看，极为器重。

　　“有军就有校，治军必治校。”1931年秋，在赣南苏区的毛泽东考虑办一所红军学校，以培养既知晓革命真理，又会治军打仗的人才。他把这个具有开创性的重任交给了红8军军长何长工和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并说国共合作时期有“黄埔”，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红埔”。受命之后，何长工与邓萍及其他同志一道，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在瑞金建立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对外称为“总队”)，接连办了6期(第一期后改称“红军学校”)，造就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为反“围剿”作战和我军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何长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战友、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称赞：“我们的红军学校比当年的黄埔军校办得好!”

　　两年后，中革军委决定在红军学校的基础上开办红军大学。年仅33岁的何长工又一次“扛”起革命重担，兴办起了我军第一所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兼政委。

　　创办军事教育的经历，使何长工对军校有一种特殊情感和情结。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不久，何长工一踏上黄土高坡，便要求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何长工进校时第一期已近尾声，转入第二期继续学习。既是第十一队队长，又是第一队学员的他没有想到，自此便与抗大结下不解之缘。从最初任队长、大队长，到一分校校长，再到总校教育长、副校长，走过了抗大从始到终的全过程。

　　率领三千余名学员深入敌后办学

　　1937年8月，何长工在抗大二期学习期满。留校任队长的他，曾一度想奔赴战场。中央考虑到他在井冈山时右腿受伤并留下残疾，便让他留在后方战斗。很快延安成立了两延(延长、延川)河防(黄河)司令部，毛泽东任命何长工为司令员。不久，再受毛泽东指派，他又创办了具有学校性质的我军第一所收治伤残军人的荣军教导院。

　　安置在教导院的荣誉军人，大多想回南方老家。经周恩来与国民党交涉解决安全问题后，1938年5月，何长工护送2000多名荣誉军人来到西安，交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他们返乡。当何长工回程时，又带着1000多名青年学生来到延安，编入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同时，他也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第五大队大队长。

　　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精神，党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创办抗大第一分校，以更好地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干部。1938年12月13日，抗大一分校在陕西省延长县成立。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

　　1938年，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与红军大学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聂鹤亭、毛泽东、朱德、林彪、何长工、周子昆、赖毅。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1939年1月3日，抗大一分校3000余名学员，高唱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何长工等带领下，以“何纵队”为代号，浩浩荡荡从延长出发，经延水关渡口东渡黄河。翻山越岭，冲破敌人层层封锁，行程1000多公里，于1月21日到达山西省屯留县东故县村、岗上村一带。驻扎于此学习生活半年多，开创了敌后办学的先河。

　　1939年2月28日，正是大年初十。伴随着依然弥漫的乡村年味，抗大第一分校在东故县村二仙庙前举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左权到会祝贺。第一期3200多名学员，编为三个支队(团)，每个支队下辖三个营，营辖四至五个队，队辖三个区队，区队下设三个学习班。

　　何长工把办学称作“唱好龙头戏”，认为只有办好学，有了人才，才能好戏连台。从适应敌后战斗环境和实际情况出发，按半年一期、军政科目比例六比四制定训练计划，着重于培训并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和指挥作战的水平。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他强调紧密结合作战需要，做到前方和后方的有机结合，秉持“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有的放矢，灵活多样。

　　邀请八路军总部首长和将领授课

　　何长工将部队和学校的关系概括为：“学校是部队的缩影，部队是学校的扩大。”还是在创办红军学校时，他就认为，学校既是培训干部的基地，又是反“围剿”战争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参加作战。战时拉得出去，停战回校(或在野外)就能进行教学，非常适应战争环境的客观情况。

　　军事课是抗大的主课。何长工和教务部门的同志安排了技术战术和军队管理教育、军队建设等课程，开设了炮兵、机枪、工兵等训练班。从提高学员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着眼，又编选了专用的政治课教材。

　　开学不久，八路军总部根据日军在战场上频频使用毒气的情况，指示一分校增设防化训练队。何长工挑选了50多名政治条件好、文化程度较高和身体健康的学员到防化队学习。这标志着我军较早系统进行防化学战教学的开始。

　　抗日战争时期，何长工在晋东南。

　　晋东南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也是129师的驻地。岗上村距此只有十余里。第一分校不仅在物资供应、生活保障等方面得到总部的关照，更重要的是有宝贵的“师资”优势。何长工多次请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领导莅临分校作报告或讲课，大大开阔了学员的视野。朱德总司令差不多每周都要挤出时间来学校上一次课，并系统地讲授《步兵战斗条令概则》。

　　开学时，著名的香城固战斗刚刚结束，相关战例自然成为学习的重要内容。129师386旅陈赓旅长应邀前来作关于长乐村急袭战的经验介绍，还有阳明堡、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的剖析。理论联系实际，学员们通过学习这些战例的精髓，掌握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本领。

　　1939年6月，何长工等校领导还在东故县村举办了一次全校规模的竞赛大会，内容包括军事比武、政治学习竞赛、体育竞赛、文艺演出和武器展览等。为此，他还特地从总部炮兵团借来了日式山炮和炮兵指挥、观测器材等，用以增进学员们了解火炮方面的感性知识。

　　赢得“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之赞誉

　　1940年3月20日，抗大总校由延安东进，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达指定位置山西武乡县蟠龙镇。何长工将一部分教员和前期招收的1300多名学员组成留守大队，与总校副校长罗瑞卿所率的抗大总校在此会师后，归入总校建制。4月，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滕代远接任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改任抗大总校教育长。在春花烂漫的时节，抗大总校在蟠龙镇举行第六期开学典礼，这一期共招收学员4900多人，声势浩大。

　　第六期开学8个月后，抗大总校于这年11月4日转战到河北邢台县浆水镇。在该镇前南峪村一带安营扎寨，开始了抗大建校以来的正规化办学和建设，持续两年零三个月。在八路军取得百团大战的胜利和粉碎敌人对太行革命根据地报复“扫荡”后，抗大第七期因此也得以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开办。

　　正规化的教育，需要有完备的制度做保证。结合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以及学校的行政管理和供给、卫生等各方面的工作，何长工等校领导强化了制度建设和对教学一线的领导。一整套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制定后经校领导审查修订，再以命令正式颁布执行，包括政治教育制度、教学制度、学习制度、财务制度、生活管理制度、会议制度、卫生制度，等等。

　　全校所规定的必修课程教材，如军事、政治、文化教材等，都由何长工等领导召集相关科目的教员集体讨论，指定教员执笔编写教材初稿，再经编审人员通过，校领导审阅批准，才在教学中使用。这一期共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多册，有效推动了学校教学向深度广度全面发展。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此评价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

　　适应敌后特点用战斗保卫学习

　　何长工常说：“我们的学校是白手起家，唯一条件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奉行“战场就是我们最好、最实际的大课堂”。在敌后战争环境中办学，经常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办学的流动性很大。为搞好教学，他和滕代远号召学员平时就要准备好，做到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用战斗来保卫学习，以适应游击分散的险恶环境和敌后流动性的特点。

　　敌后办学，火线育人。抗大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培训了成千上万优秀的军政干部。他们一批批分赴各个战场，纵横驰骋于山岳、平原、湖港及铁路沿线上，带领部队、民兵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毁碉堡、破公路、炸桥梁、拔据点，打得日伪军人仰马翻，魂飞胆丧。

　　日军对抗大胆战心惊，非常憎恨并下狠心要“消灭抗大”。侵华日军酋首冈村宁次甚至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他还叫嚣“宁肯牺牲二十个日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兵换一个抗大干部”。抗大因此而成为日伪“扫荡”和“清剿”的重要目标。

　　1942年5月，日军下了血本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抗大进行“扫荡”，分四路合击抗大总校驻地的浆水镇。何长工与滕代远、张际春(抗大政治部主任)等抗大领导人，各带一部分人在反“扫荡”中与敌周旋，采取“敌进我退”的办法插到敌后，在同优势敌人两个多月的转战中，边战斗边学习，会同华北军民歼灭日伪军1.7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拉网扫荡”，也在现实中学到并巩固实际斗争知识。

　　是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牺牲，滕代远之后接替他的职务，何长工则接替滕代远任抗大总校代理副校长并主持工作。

　　两次组织策划校庆活动凝心聚力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的校风，体现了“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本身就集文韬武略于一身的何长工，自然是心领神会，自觉贯彻落实于办学之中。

　　1939年3月，抗大一分校成立仅3个月，即组建了专门的文工团，创作革命歌曲和抗战节目，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与其他相关活动。像传唱全国并成为红色经典歌曲的《跟着共产党走》，便是由一分校宣传干事沙洪作词，文工团副主任王久鸣谱曲的。歌词把党生动地比喻为“灯塔”和“舵手”，党在领导抗战中的核心地位和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突出强调。这首主题意象鲜明的歌曲，词曲创作仅花了20分钟。在抗大一分校党代会和建党19周年纪念会正式演出后，迅速从沂蒙山区传播至全国各大抗日战场，又一次吹响了鼓舞人民紧跟共产党，坚持抗战、夺取胜利的嘹亮号角。

　　设计过我军第一面军旗的何长工，还有唱歌、跳舞、弹琴等文艺特长。在学校的联欢会上，他时常上台演唱拿手节目——留法时学会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在太行山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和学员们不时地哼唱《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保持高昂的情绪。面对强敌围攻的险恶形势，他又讲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故事，以鼓舞大家的斗志和信心。

　　在火线办学的五年间，何长工两次组织策划举办校庆活动，以此凝心聚力，增强学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1939年6月下旬，“抗大成立三周年成就展”在东故县村校部开展。当承办者多方搜集与抗大有关的史料时，何长工拿出自己保存的任命书、校徽、勋章、奖状、照片和红色绶带等，予以支持。八路军总部的首长、各营学员及周边的群众都前来参观，深受鼓舞。

　　两年后的1941年6月1日，抗大五周年校庆时，学校专门成立了校庆筹委会，组织出版纪念文集，办展览，筹备文艺晚会、运动会等。这天清晨，庆祝大会以阅兵式揭开序幕。抗大总校全体教职学员持枪列队，接受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等校领导的检阅。

　　为期8天的展览会，由已担任抗大教育长的何长工亲自策划、一手操办，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抗大教职工与学员的学习、战斗生活。展陈的4500多件实物、图表、模具等，均由抗大师生自己制作。其中训练部门制作的月地运行仪，是用一些木板、厚纸、麻绳、旧布和棉絮、滑轮组合起来的仪器，用手摇动，就显出太阳、地球、月亮运行的规律和相互关系，形象地说明每天分昼夜、月亮有圆缺的道理，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吸引了周边一群群乡亲们到场观摩。

　　见证学员齐心与习仲勋的结合

　　1944年4月28日这天上午，阳光洒满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院落，门前枝头小鸟欢叫。地委书记习仲勋与从抗大一分校走出的学员齐心，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婚礼。抗大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政治委员李井泉、绥德警备司令兼独1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员袁任远、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到场，为两位新人送上祝福。随后同桌用餐，一个简朴而又庄重的婚礼便算是完成了。

　　1939年3月18日，15岁的齐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齐云的带领下，到屯留县岗上村的抗大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是队里年龄最小的一位。是年冬，齐心从抗大五期毕业，分配到长治县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临行前，何长工接见她和另一位同伴时说：“你们女同志要有政治家的风度，大错误可是犯不得呀!”何校长语重心长的话语，给齐心留下深刻印象，一直铭记在心。第二年春，齐心调回抗大。年底她又与三名同学赴延安学习。离校前，何长工对她们说：“你们到延安去，政治文化理论水平又会提高一步。”

　　1941年2月，齐心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第二年又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1943年4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延大中学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做学生工作，齐心是选调生之一。

　　就在齐心到绥德师范前一个多月，习仲勋就任绥德地委书记。他时常在绥师作报告，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一次在习仲勋作报告时，恰好齐心负责会议记录。有时绥师开大会，习仲勋也亲临指导，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的齐心必参加会议。

　　随着工作中近距离接触和互相间了解增多，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恋爱关系也通过书信表达确定下来。为了对自己的意中人有进一步的了解，习仲勋像考察干部似的要齐心写一份自传给他。此时，率抗大总校返回到陕北绥德的何长工，得知此事后，也特地写信给习仲勋，介绍他所知道的齐心及其家庭情况，信中特别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长大的，我认识她的姐姐，见过她的父亲……”

　　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和交往，习仲勋与齐心这两颗爱慕的心吻合靠拢，真正“齐心”并肩地走到了一起。经西北局批准，两人执子之手，终于结成伴侣。

　　几十年过去，齐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在抗大一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也是自己的介绍人和证婚人的何长工。1985年12月，何长工85岁寿辰之际，她和习仲勋特意上门祝贺。次年8月在北戴河，夫妇两人又专门看望了在此疗养的老校长。

　　2016年10月29日，时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的杨树与陈列馆研究中心负责人赵乾荣，在北京采访齐心时，老人回忆起校长何长工对学员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时，依然感动不已，并说“何老也是我和仲勋的介绍人和证婚人”。

　　走过抗大从始至终的全历程

　　跨越万重山，开辟新天地。1945年10月，何长工副校长又奉命率领抗大总校4000多名教职学员，从陕北绥德出发，再一次东渡黄河，于1946年2月到达吉林通化，组建东北军政大学。革命战争转入另一新阶段，抗大至此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1946年冬，任东北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的何长工(右)。

　　在抗日战争中，抗大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抗大先后在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创办14所分校、3个独立大队和一所附属中学，共培训军政干部八九万人。而抗大一分校从1938年12月成立到1946年2月改建为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在8年间共办学8期，培训军政干部2.4万余名。是抗大14所分校中办学时间最长、历时最长、培养干部最多的分校，被誉为“敌后办学的先锋”。

　　何长工从抗大成立时的学员到带领分校、总校建设发展的领导者，完整地走完其全部历程，参与铸就了抗大的辉煌，成为与抗大共始终的领导人。

　　1947年10月，何长工从东北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调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在狠抓军工生产的同时，他依然不忘教育工作，创立了东北军工专门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沈阳建筑大学、沈阳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转战重工业、航空战线和地质领域，仍把办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相继创办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长春两大地质学院，在六个大行政区各建了一所中等地质专科学校;1956年又新建成都地质学院和增建四所中专等。

　　何长工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他军事教育生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业绩也分外突出。

　　1987年12月29日，与世纪同行、穿越87载历史风云和革命征程的何长工，合上了他光辉战斗的人生大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校长张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在悼念文章中，称赞何长工是“我军军事教育战线上的一位先驱和老‘长工’”，“他在军事教育事业中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永存的。他兢兢业业办教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