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正统之辨：历史叙事中的权力、文明与共同体意识
封建正统论作为古代王朝论证统治合法性的核心话语体系，其本质是通过确立“谁代表中国”的叙事权，构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性框架。从欧阳修的“道德统一论”到司马光的“实际控制论”，评判标准始终随政治需求动态调整，折射出历史书写与权力话语的复杂互动。
然而，当这一传统叙事进入现代视野，其内在的矛盾与争议便愈发凸显，在民族认同与文明传承的纠葛中，在解构与重构的张力中，正统之辨早已超越单纯的历史评判，成为关乎文明尺度与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
一、正统论的历史源流：从春秋大义到王朝实践
正统论的萌芽，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碰撞。《公羊传》提出“王者大一统”，强调政治秩序的整合；孔子作《春秋》“尊王攘夷”，则为正统性注入道德维度。“正”意味着符合周礼的等级秩序，“统”则指向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
这一思想在汉代经学中得到系统化发展：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论证皇权合法性，将“受命于天”与“德配天地”绑定，使正统论成为王朝更迭的“解释工具”。新朝以“德运”，如汉代火德、曹魏土德，标榜天命所归，通过封禅、改元等仪式强化统治权威。
唐宋之际，正统论的内涵发生关键转向。安史之乱后，韩愈在《原道》中提出“正统”概念，以“道统”，儒家道德传承，为王朝合法性背书，将“正统”与“文化传承”深度绑定。欧阳修进一步提出“居正且一统”的双重标准，既要求统治者具备道德正当性，如仁政、尊儒，又强调实际统治疆域的统一，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后世史书编纂的“书法”原则，如《新唐书》对藩镇割据的批判。司马光则在《资治通鉴》中以“实际控制力”为隐性标准，通过对帝王死亡称谓的差异，汉唐称“崩”，秦魏称“薨”，构建出一套基于政治实效的正统评判体系。
明清时期，正统论成为多民族王朝合法性建构的核心工具。清朝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崇儒重道”、延续科举制度，将自身纳入中华文明谱系；另一方面以“大一统”功绩，如平定准噶尔、设立驻藏大臣，彰显统治正当性，乾隆帝更通过编修《御批通鉴辑览》，明确将元、清两朝纳入正统序列，以“文明传承+疆域统一”双重要素，回应“华夷之辨”的挑战。
二、正统论的历史逻辑：
权力叙事与文明尺度的博弈
封建正统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叙事权”确立政权合法性。从汉代“奉天承运”的帝王诏书，到历代官修史书的“本纪”编纂，统治者始终试图通过掌控历史书写，将自身塑造为“天命所归”的正统代表。
这种权力叙事的工具性，在司马光对曹魏与蜀汉的记载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实际统治者的曹魏被标为“伐”，而以“汉室正统”自居的诸葛亮北伐则被记为“寇”，看似中立的史书“书法”，实则是现实权力对历史记忆的重塑。
然而，当正统论进入文明维度的考量，其工具性便显露出局限性。清朝沿用汉字、儒家制度，获周边政权承认，法理上延续中华文明框架，却被反对派指为“民族压迫”，如剃发易服、扬州十日；日本侵略因破坏文明主体性被否定，凸显“文明认同”的核心地位。这说明，正统性不仅关乎统治实效，更在于对中华文明的维护。清朝推动多民族融合被视为正统，而日本的侵略则因破坏文明延续性被历史否定，文明尺度成为超越政权更迭的评判基准。
三、现代解构中的困境：
历史虚无主义与时代局限性
在现代视角下，正统论的解构与批判呈现出双重困境。网络民粹将明清易代简化为“华夷对立”，忽略明代社会经济崩溃等深层矛盾，煽动民族对立，被批为“披着民族正义外衣的反智主义”；而正统论作为帝制时代产物，在主权国家观念成熟的当下已失效，部分观点斥其为“统治者暴力镇压的辩护工具”，主张以人权、民族尊严等普世价值替代传统道德评判。
这种困境折射出历史认知的复杂性，一方面，传统正统论的“血统论”“道德论”已无法适应当代价值观，其作为“统治工具”的属性需被批判；另一方面，简单否定历史叙事可能导致文明传承的断裂。正如清朝的边疆治理成就与民族压迫需辩证看待，既不能因“多民族融合”的成果美化其暴力统治，也不能因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否定其对现代中国疆域与文明的塑造贡献。
四、超越正统叙事：
文明尺度与共同体意识的重构
正统论的历史启示在于，必须以文明尺度替代权力叙事，以共同体意识超越民族对立。政权合法性应以其对文明的贡献为衡量标准，如制度创新，科举制、行省制；文化整合，儒学传播、典籍编修等，而非血统、民族等先赋性因素。
清朝的边疆治理，如改土归流、盟旗制度，既包含民族压迫的负面历史，也推动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整合与文化交融，需在“文明贡献”与“人权尊严”的双重维度下辩证看待，避免陷入“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极端叙事。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要求我们正视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推动民族融合，到蒙古族主导的元朝实现大一统，再到满族统治的清朝奠定现代中国疆域，不同民族政权都在“文明传承”与“政治整合”中扮演独特角色。
“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唯有以文明贡献为尺度、以共同体意识为纽带，才能在历史叙事中找到民族认同与文明延续的平衡点，为现代中国的合法性建构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
从春秋“尊王攘夷”到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正统之辨的演变，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对“何以中国”的持续回答。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我们既需解构权力话语对历史的扭曲，更要重构以文明尺度为核心的叙事体系。唯有如此，才能让历史叙事真正成为凝聚民族共识、照亮复兴之路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