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 毛主席：调查研究就是要解决问题
毛泽东大革命时期农村调查文稿研读
蒋建农
提要：通过调查研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略；开展农村调查则是他依据中国国情而始终秉持的切入点和主要着力点。作为开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是他真切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以及领导阶级、主力军和同盟军等一系列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把手；通过研读其相关的调查文稿，不只是体味其探索的艰辛，更重要的是领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如何萌发和生成的过程，并从中获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的教益与启迪。
注重调查研究是由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所决定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程中，毛泽东毕生亲自力行并竭力倡导，以调查研究为锐利武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确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投身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活动之一，也是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革命实践，而调查研究则是他贯彻始终的工作方法，谱写下许多影响深远的相关理论篇章。本文着重研读几篇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文稿。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以下简称《态度》），该文最早发表于1926年1月1日创刊的《中国农民》第一卷第一期，可以视为毛泽东同时期的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姊妹篇。这篇文稿是他1925年2月6日到8月28日在故乡韶山养病期间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反映了毛泽东作为农家子弟对农村社会的切身体会和投身社会活动后关于农民问题的相关感知。在韶山，毛泽东从进行农村调查，到办农民夜校启发农民觉悟，再到组织雪耻会、农民协会，进而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发展党员，系统地积累了第一手的农民运动经验。特别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遍访亲朋乡邻故旧和各界代表人士，对韶山及其周边农村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并在领导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对韶山农村各阶层如何看待国民革命和在农村开展农运问题，有了许多直接的感悟。韶山的农民运动，由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不仅成效大，而且极具代表性，是湖南全省农民运动大发展的缩影。1926年12月，湘潭县农会《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2页]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后来回忆，毛泽东那次在湘潭西二区银田寺和韶山一带从无到有开展农运，“到十月，已经组织起来的乡农协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62页]同年12月，毛泽东自广州寄信到韶山，附有农民协会简章，要他们在乡农协的基础上成立区农协。中共韶山支部于是秘密成立湘潭特别区农协。到1927年春公开活动时，会员达到11700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为期半年的韶山农运工作，为毛泽东比较准确地分析农村的阶级关系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次韶山之行是携杨开慧和毛泽民一同回去的，他们和一直在韶山毛家居住的毛泽民发妻王淑兰一同协助毛泽东搞调查。有回忆说：1925年8月，毛泽东离开韶山赴广州后，杨开慧仍留在韶山搞农民运动，“同年10月，开慧姐根据毛主席指示，带着整理好的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材料来到广州，毛主席审阅这些材料后，就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两文在广州定搞（稿）”[张琼：《清水塘畔的亲切教诲——回忆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的日子》，《文汇报》1977年10月5日]。这篇回忆文章的作者还忆及1927年2月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返回武昌，她去家中探望，看到杨开慧忙于整理毛泽东的调查笔记，毛泽东称赞杨开慧：“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等情形。
具体就文章内容来说，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比，《态度》的篇幅和文字量，和前者大体相当；从时间看，二者属于同一时间段的作品；从内容看，二者关于农村各阶级和阶层分析的文字有少量重叠，但后者不曾像前者那样经过1950年编辑《毛泽东选集》时作者本人的修改整理，因此更原汁原味；前者属于综合性的全面分析，后者是针对农村的。因此，后者能更多地反映毛泽东在韶山农村中开展艰苦细致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果，对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分类更细、评价论述更充分，并且指出农村中8个阶级阶层各自的政治态度，甚至分别有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和在全国各自有多少人数的估量，尽管这些数字并不精确。比如关于地主阶级，毛泽东当时将其分为大地主（占有田地500亩以上者）和小地主，后者被视为中产阶级（后来称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当时把小地主和富农也归于中产阶级。虽然这一划分没有他后来的科学分析那么严谨，但毛泽东那时对地主阶级的定性却已经十分准确，他指出：“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最后的原因。”[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1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7卷（1926年1月-1926年4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则是把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连在一起进行论述的，即所谓“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页]显然，这已经是整理后非常规范的表述了。反倒是一年以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相关表述，即“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页]更能显示出与《态度》那段论述之间直接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当时就把推翻地主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他指出：“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卷第16页]《态度》指出在农村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斗争策略，即：“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而如果遇到了极端残暴的土豪劣绅时，就必须完全打倒他们。对于游民则要帮助他们解决失业问题，争取他们加入农民协会，倒向革命阵营，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1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7卷（1926年1月-1926年4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7页]
毛泽东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对中国农村各阶级的精辟分析，明确农村革命的对象和团结依靠的力量，以及农村革命的策略等，对于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态度》具有浓厚的调查研究报告色彩，从中可见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农民问题的能力已臻娴熟。正如毛泽东在此文开篇处写道：“你跑到农村中间去，无论你到甚么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见有下列八种不同的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这八种人分成八个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1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7卷（1926年1月-1926年4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页]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稿看，可以说这篇文稿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农村调查报告。
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两篇讲稿，系农讲所学员记录当年毛泽东讲课的笔记。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继续开办农讲所，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会议录》（1926年2月1日-10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71页]同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之一。3月中旬，农委会决定由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广州农讲所所长。这届农讲所于5月3日举行开学典礼，9月11日举行毕业典礼，为期4个月，加上前期的筹备，前后约半年。在农讲所，毛泽东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两门课程。这两篇讲稿，就是当年学员听课的笔记。
一篇是毛泽东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65页]讲述《农民问题》的笔记。现存的这份记录稿，实际是宁波鄞县学员金绍勣和陕北子长县（原安定）学员冯文江两个人的两篇记录，二者内容恰好不重叠，前后相续。金绍勣的笔记，标题为“农民问题（一），第一篇中国农民于中国革命”，主要记录了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阐述，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论述这一重要观点。毛泽东从中国农民占人口80%、农民是中国经济中心——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组织起来的农民是使军阀统治崩溃的革命力量、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农民与革命目标的完成等5个方面，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其中记载有：“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惨的就是农民。自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农村后，农村产业破产，农民失业。所以现在的国民革命如不要生产的主力军——农民——参加，那是不成功的。”金绍勣的记录稿虽然断断续续，但却记载下毛泽东的结论，即“设若农民问题不解决，帝国主义和军阀是打不倒的”“故国民革命的大部（分）是解决农民问题，其余问题皆不如农民问题的重要，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188页]
冯文江的记录稿标题写着“《农民问题》（二）”，现存的记录稿分为“第二编帝国主义对于农民的剥削”；“第三编军阀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第四编地主阶级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第五编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第五编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续）”等5部分。或许是冯文江在榆林中学、北京大学学习的文字功底和他“共进社”、共青团革命经历的关系，他的笔记和金绍勣的记录稿相续，但篇幅更大，内容更详细，并记录下不少分析举证材料，其中关于地租、天赋和附加税等，多为湖南的例证。从其笔记可以看到，毛泽东详细分析阐述了帝国主义、军阀和地主阶级对中国农民的盘剥和压迫，提出打倒三者组成的剥削同盟，实际指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毛泽东具体分析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反动军阀的实力，十分之六七，建筑在地主阶级身上，而十分之三四，则建筑在买办阶级身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毛泽东引用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强调：“国家是一个阶级拿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残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他认为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得政权，就应改革一切，重新建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这是毛泽东把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运用于阐释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次记录。冯文江的记录稿还记载有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包含所有内容的概括，即：土地问题、地租问题、田赋问题、高利贷问题、苛税问题、苛捐问题、高贵的工业品与低廉的农业品、天灾问题、资本匮乏、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失业问题，以及对农村八个阶层的划分和进一步的分析，即大地主、中等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游民。后者与他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的列举与分析，有所调整增易，并且更符合农村阶层划分的实际。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是6月3日、8日和25日在农讲所讲授“农村教育问题”的，在农讲所加入中共的冯文江记录下讲课的内容。毛泽东在讲课中批判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和尊卑思想，非农民的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的，不适合农民切身利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所以农民根本反对。他认为“现在的农民，已到了革命时期，所以用不到新式的资本教育。”他主张：“以后农民所需要的教育，乃适合于农民需要的教育——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之教育，即适合于解决农民问题之教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毛泽东的讲授富于批判性和针对性，拓宽和深化了新三民主义的理论境界，已经蕴含有后来他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某些元素。毛泽东还具体指出发展农村教育的前提和方式途径，如要使农民获得经济解放和政治地位的独立，要先成立农民协会来承办农村教育，要发挥乡村教师的作用，要推广农民能看得懂的白话文等。他强调“农民要解放，必须来革命，再没有别的法子。要革命，必须团结起来。”
金绍勣和冯文江的笔记，虽然只是片段（毛泽东讲授农民问题共授课23小时），记录下的文字也谈不上严谨，但仍然弥足珍贵。记录稿中既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材料依据，又有诸多毛泽东在湖南和韶山进行农村调查的痕迹。比如关于曾国藩、谭延闿和赵恒惕等湘籍军阀盘剥农民的举例；再如“湖南湘潭县有二十五都，每都分上下二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若干团。一团若为五百人，以下可分为若干部分。如团总以下有仓长、牌长、经管、传长等”关于农村基层组织的记述。从这个角度说，这两篇文字，也可视为毛泽东农村调查的记录文稿。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最早刊印在1926年9月1日出版的《农民运动丛刊》第一辑，同月21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转发。这既是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开展农村调查的见证，也是他这个阶段农村调查实践的总结。
毛泽东主持农讲所，既是对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份的学员进行如何开展农运的教育培训，也是他本人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出任所长之后，他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校内外参加调查研究、农运实习和现实斗争。他按省籍将学员们编成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浙江、山东、奉直、豫陕、三个特别区（察哈尔、绥远、热河）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各研究会每周开会一两次，专门研究本地区实际的农民问题。毛泽东亲自拟定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生总结研究各自生活地相关方面的状况，包括：1、租率；2、主佃关系；3、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4、利率；5、拖欠逼帐及烂账等情形；6、田赋；7、抗粮情形；8、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9、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量之比较；10、地主的来源；11、货物价格与农产价格之比较；12、工价；13、失业情形；14、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15、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16、地方政治组织；17、地方政治情形；18、会党及土匪；19、团防情形兵祸；20、教育状况；21、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22、兵祸及其影响；23、天炎（灾）及其影响；24、贪官污吏及其影响；25、烟赌偷抢各种情形；26、出产什么及销售地；27、妇女的地位；28、农民的观念及感想；29、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30、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31、农村组织状况；32、地质之肥跷；33、宗教之信仰状况；34、度量衡；35、民歌；36、成语等。[《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据学员张明远回忆，毛泽东“在学员中成立农民问题研究会，充分利用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这一有利条件，亲自主持召集来自各省的学员开调查会。不能参加调查会的，都发给调查提纲。从阶级关系宗教信仰，到风俗习惯、农民的地亩田产、地税负担、地主的剥削方式、农民反抗的情况、秘密社团以及歌谣谚语等等，都在调查之列”[张明远：《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1页]。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全国农村状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仅如此，1926年7月，毛泽东组织50多名学生到粤北韶关学习一个星期。8月，又组织全体师生赴海丰实习两星期，参加当地农民斗争，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调查了解农民需求和思想感情，增加学生开展农民运动工作的经验和感性认识，使学生们“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且与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无页码]毛泽东十分推崇彭湃的农村调查模式，专门将彭湃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以及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撰写出的《海丰农民运动》收入丛刊，并评价其为“本部最精粹部分”，“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规定其为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的必读教材。
为了总结和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还把有关政策、策略、论著以及农讲所的教材和师生调查研究成果等，编入由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作为研究和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参考资料。原准备出版52种，最后因条件所限，只出版26种。这篇序言就是他为《农民运动丛刊》第一辑的出版而撰写的。毛泽东在文中感慨：“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40页]
毛泽东在这篇文稿中围绕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提出并阐释了许多精辟的观点，如关于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再如毛泽东修正《态度》一文对“大地主”和“小地主”概念和界限间的含混，代之以“农村封建阶级”，即：“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又如毛泽东在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进一步阐明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同时，并实际指明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地位，即：“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此外，毛泽东还指出农民运动的特点及其重要意义，即：“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1页]
毛泽东在文章中的这些观点，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明确、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阶级、主力军和其他基本力量，特别是更充分更全面地论证农民和农村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当时对于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和推进国民革命的进程，而且对于现今我们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展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以下简称《江浙》），最早发表在1926年10月25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79期。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自1925年9月上旬由湖南抵达广州后，一直未曾涉足江浙地区，也就是说此文并不是毛泽东亲自考察江浙地区之后撰写的调查报告。但是从行文看，文章反映了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泰县、慈溪等地的农民状况，并且所述及的事件和情况，都是“去年秋天”“去年十一月”“今年”“今年一月”“今年夏间”“不久之前”“上月内”“九月十三日上午”等新近发生的。这些情况涉及这些地区发生的土地所有权、沉重的地租、地主和官府的勾结、警察的压迫、红枪会、苛捐杂税、寅交卯种（意即预交来年的佃租）、农民的减租要求、自发的农民暴动、“吃大户”、孙传芳的镇压、乱匪抢劫、水灾等自然灾害和“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和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以及无锡“大商兼大地主”荣德生修路廉价买农田等。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人们大多以为江浙两省工商业特别发达，为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实际状况之谈。实际上，地主剥削农民非常厉害，农民和地主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并不怕死，他们知道只有团结奋斗，才能减少贪暴地主的剥削，才是他们的出路”。文章最后分析那些地区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群众完全没有组织，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作品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14-118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调查研究，首先是有明确的主题和目的，其次是特定的对象（群体或地区），再者是一定的时期。其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多样，有实地走访调研，有通过会议调研（召集调查会或参加某种会议），有前文所述广州第六届农讲所下发调查提纲向来自各地的学员调研，有通过阅读文件或汇报材料调研，也有通过新闻报道调研。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修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就已经养成阅读新闻报刊以了解天下事的日常习惯，一直到他老年，都是他调查研究的重要渠道。五四时期，毛泽东在长沙还曾计划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之拟定章程，提出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婚姻家族国家制度相关问题、劳动问题、民族问题、经济问题、社会主义问题等144个认为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他在章程的第一条指出“凡事或理之时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之进步，或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第三条还指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第五条强调指出“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可见，那个时候，毛泽东就提倡将直接的调查和间接的调查结合起来。[《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2-367页]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是1926年11月上旬离开广州到上海去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此前一直在广州。因此这篇文稿肯定是在广州撰写的。文中提到距离此文发表时间10月25日最近的日子是“9月13日上午”，考虑到邮寄文稿到上海（或托人带到）和当年文稿编辑排印校对的时耗，以及此文稿内容涉及地区比较广泛等因素，可以大胆否定毛泽东是通过阅读汇报材料（文件）或听取江浙方面来人介绍获取的素材。我们推断毛泽东是通过新闻报道了解上述情况的。把大约一年间江浙两省8个以上县市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一个主题的诸多事项，汇总起来统一进行分析，当然是专题调研。从这个角度说，此文稿看似一篇新闻稿，但因其时间跨度较大（持续一年左右）、涉及地域较广、主题单一，因此，我们认为它实际就是一篇农村调查报告。
就在这篇文稿发表不久，毛泽东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离开广州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实际上，此时中央农委已经设立一年有余。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单独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原是工农部），由彭述之为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但是他工作迟缓不力。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1人（贺昌）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以委员1人常驻中央，另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就近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自此，毛泽东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和培养开展农运的骨干，转入对全国农运进行指导和部署。到任后，他随即制定《目前农运计划》，于11月15日得到中央局决议通过，以中央局名义下发。《计划》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农民运动发展应采取集中原则，强调重点抓好基础较好、意义较大的地方的农民运动，即除广东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北伐军经过的湘、鄂、赣、豫四省的农民运动，同时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也要以相当的力量去发展。《计划》根据“农民经济上有特别之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之处”等原则，具体指出上述省份当下应集中着力开展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其中，浙江应注重宁波（《江浙》中提及的慈溪就隶属于宁波）、绍兴；江苏应注重崇明、江阴、丹阳、无锡、泰兴、铜山、睢宁等县（《江浙》论及的是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泰县、慈溪）。并且在“省城及其它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目前农运计划》（192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局议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2页]，而《江浙》中提及的青浦就属于上海的近郊。从这份文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布局，筹划已久，他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是有的放矢之举。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一篇典型的农村调查报告。最早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于1927年3月印行，署名“毛泽东著”。原著版本仅12页，实际只是一篇不足4000字的文章。毛泽东在文内注明：“地点：湘潭西乡”“时间：民国十五年”“本文乃与佃农张连初君会谈之结果”。
根据上述简要的元素，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录此文时将写作时间明确为192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编写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则在1927年“3月”条目内写道：“将本年一月在湖南调查的佃农生活情况，整理成文，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为题，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发表。”后者的这一时间判定是比较准确的。笔者认为原著“时间：民国十五年”的标注，应指的是采访内容涉及的时限，而不是采访的时间。因为考虑到采访对象张连初只是湘潭西乡一位普通佃农，没有发现其有农运骨干或中共党员等身份，不大容易考察其行踪。所以，我们以毛泽东的行程为线索来考察。1926年全年毛泽东主要是在广州，11月上旬到上海，同月下旬到武汉，只是在12月17日，毛泽东应邀由汉口回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翌年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32天的实地考察，主要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其中，4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到湘潭，4日到9日在湘潭县的县城、韶山、银田寺一带考察。从上述行程看，毛泽东访谈张连初的时间，应该是1927年1月4日到9日之间。湖南省从事毛泽东研究的老专家唐振南在其大作中记述有8日上午，毛泽东在韶山旧居堂屋召集佃农、雇农座谈会的情形，其中述及与《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所描述张连初情况基本一致的一段文字，但没有提及张连初的名字。[唐振南：《谁主沉浮——五四时期至秋收起义时期的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7页]笔者看到一份韶山老人座谈会的材料也有：“8号上午，毛主席在横屋里召开了农运干部和老农座谈会”的记载，但没有关于和张连初相关的记录[韶山陈列资料室1973年5月编《毛主席考察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根据老人座谈会和相关调查材料整理），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藏油印件]。由此，可以把毛泽东访谈张连初的时间精确到1927年1月8日上午，地点：韶山毛泽东旧居。
关于该文的整理成文时间，毛泽东是2月12日离开长沙回到武汉。16日，毛泽东就此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简要的报告，他在此报告文末特别注明将在三四日内写一个详细的报告，也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基于这些情况，我们推断《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应该是1927年2月下旬在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毛泽东利用手头调查笔记和资料的“乘势（或即兴）之作”，成文时间不晚于2月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将其成文时间明确为“3月”，当是其发表时间。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以湖南湘潭西乡的佃农张连初作为调查对象的，但绝不只是其生活的简单复刻。在文章开篇，毛泽东做了假定：一个壮年勤敏佃农，租人十五亩田（一佃农力能耕种之数），附以相当之园土柴山，并茅屋一所以为住宅。此佃农父母俱亡，仅一妻一子，妻替他煮饭喂猪，子年十二三岁，替他看牛。这个佃农于其租来之十五亩田，可以全由自己一人之力耕种，不需加雇人工。因穷，田系贩耕，没有押租银可交，所以田租照本处通例要交十分之七。毛泽东的这些假定，是为了规范口径、标准，便于统计，以使得调查材料能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简化冗繁的解释，更凸显其代表性，并便于读者理解。
文稿以张连初家庭为例，分三部分详细记录了一个佃农家庭劳作一年的收支情况，并进行了分析。第一，支出部分，包括食粮、猪油、盐、灯油、茶叶、工资（“此农人如不租田耕种，可往人家做工，一年可得工资三十六元，今不做工，便损失此项工资了”）、种子、肥料、租牛、农具消耗（又细分为15项）、杂用等十一项支出，共计一百六十七元三角六分五厘五；第二，收入部分，包括田收、喂猪、冬季或砍柴或挑脚、工食省余，四项共计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第三，“结论”：“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
接着，毛泽东进行分析：“即每年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之收入，还须假定在下列六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一）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
（二）身体熬炼，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
（三）精明会转计（本处会转计谓会计算）。
（四）所养猪牛不病不死。
（五）冬季整晴不雨。
（六）终年勤劳，全无休息。
事实上呢，六个条件具备者乃很少的，尤其是第三和第五个条件。穷苦佃农总是老实者多精明者少，在生存竞争十分剧烈之今日农村，此点关系荣枯极大；而冬天往往风雨连绵，害得穷苦农民大大减少砍柴挑脚之收入。至第一条之天然灾害，第二条之疾病，第四条之牲畜病症，都是在所难免。”
文稿揭露了佃农“按常例”要缴纳田地收入十分之七的田租，即使是终年劳作且风调雨顺，仍入不敷出的悲惨状况。毛泽东在文末感慨：“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34页]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成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的教材，也是指导他们如何开展农村调查的范文。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详细罗列一个贫苦佃农家庭一年收支状况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表现出他对亿万穷苦农民群众深沉的挚爱；另一方面，如此细致入微又客观真实的调查，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状况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同时大大坚定了他从开展农村大革命入手彻底推翻黑暗统治的决心。后来，毛泽东曾谈到他在兴国调查中得知“地主人口只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一方面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需要补充的是，凡是读过《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的人，恐怕无不为毛泽东能如此事无巨细地把一个佃农家庭生活，做出这样全面细微的梳理而惊叹，这绝不是一个缺少文化的佃农所能和所为！其原因，除去毛泽东对农民兄弟用情之深外，还他农家子弟的阅历有关。湘潭西乡张连初的家庭生活，是毛泽东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并且毛泽东特意假定张连初租种15亩农田，这和毛泽东本人少年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了。1938年2月，由胡愈之组织的复社，按照伦敦戈兰次出版公司第一版《红星照耀中国》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有这样一段记载的：“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在这田上我们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这样每年剩下了二十五担。用这种剩余，我的父亲又积蓄了一点小资本，到后来又买了七亩田，这样我家就归到‘富农’一类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到八十四担谷。”[林淡秋等译：《西行漫记》，上海：复社，1938年2月，第152页]对照《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每亩年获谷（稻）四石，十五亩，共获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十分之七），自得十八石，每石价四元，共七十二元。”我们就会发现，同是15亩地，一个是自给自足的中农（自耕农）家庭，一个是租种别人的佃农家庭，两相比较，不仅使毛泽东心中有数便于列出各种细目进行有比较的咨询调查，而且也使得这个调查报告更具典型意义。而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篇调查报告的开篇要假定张连初租种15亩农田，从中可体味到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技巧。当然，对毛泽东少年时期家庭生活感兴趣者，从《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反向体会揣摩，也不失为一种途径。
两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搜捡汇集他“从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编辑《农村调查》一书[该书当时未能印行，直到1941年4月才经毛泽东再次编辑后在延安出版]。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为该书撰写序言感叹当年的一些调查文稿的遗失：“其中最可惜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因许克祥叛变而损失；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37年10月，1941年3月、4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页]前者指的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考察》）。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是众所熟知的，它最早刊登在1927年3月出版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湖南民报》和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均先后连载，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发表这篇报告前七个部分。4月，刚从上海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组织出版毛泽东这篇考察报告的单行本。瞿秋白完全赞同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并为此写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瞿秋白：《〈湖南农民革命〉序》（1927年4月11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0卷（1927年1月-1927年5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36页]新中国成立后，《考察》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可是当年在延安编《农村调查》时没有找到《考察》，所以毛泽东感叹是“最可惜的”，直到1942年毛泽东在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才找到此文。
学界历年关于《考察》的研究成果累累，因此对于该文的内容意义等，这里不再赘述。有一个问题，涉及学术争议，就是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考察》有一段话：“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页]有研究者将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考察》，与《考察》当年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战士》和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等刊出时的早期版本进行比较，发现关于解决贫农土地问题的内容，是毛泽东1942年在编辑《六大以前》收入《考察》时才加上的，原来并没有。于是，就有论者把这一情况作为所谓“毛泽东著作被经典化”的一个论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要介绍下毛泽东当时的另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撰写公开发表的《考察》之前，1927年2月12日由长沙回到武昌的毛泽东，于16日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个关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状况的简要报告。对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在1927年2月16日条目中有过简略地披露，但全文一直未公开发表。笔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工作时，有幸在《毛泽东大革命著作集》的清样稿中看过此文，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惜该著作集后来没有公开面世。2022年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与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以《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为题（中央档案馆保存档案的原标题为《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以下简称《视察》），首次公开全文发表。《视察》言简意赅（约1700字，《考察》则近2万字），内中有不少1927年公开发表《考察》时不便公开的内容[参见拙作《毛泽东的另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关于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是一例。《视察》明确地写道：“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0卷（1927年1月-1927年5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页]可以印证的是同年3月，毛泽东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农民部秘书陈克文联名向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提交《土地问题草案》（通过时改为《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对农民宣言》，其中写道“原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会对农民宣言》（1927年3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会会议史料》（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6-787页]4月19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系统阐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一是“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二是“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不能“发展中国工业”；三是“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十卷（1927年1月-1927年5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41页]不久，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连续三天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土地”“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93-194页]准备提交中共五大讨论，但是被陈独秀拒绝。[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道：“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见《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37页]这些足以说明，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最早也是最坚定地主张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倡导者。之所以当年《考察》公开发表时没有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内容，我们推测是因为当时不仅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不主张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也不赞同此议。因此公开发表的《考察》就没有这段话，这反映出毛泽东的组织观念，是其奉守组织原则的表现。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前后的感受，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特别是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之后，他在八七会议上再次痛心疾首地指出：“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他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考察》和《视察》是毛泽东那个时期在农民问题上，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珍贵记录。
毛泽东起草或由其主导的其他相关文稿（文件）。除去上述毛泽东署名的农村调查文稿和前文提到的1926年11月15日以中央局名义下发的关于《目前农运计划》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文稿或由他主持制定的文件、训令等，还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民国档案中留存的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土地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等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或提案的记录，例如1927年4月19日，邓演达主持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土地委员会组成后举行过三次会议，自即日起改为召开扩大会议，4月20日、22日、24日、26日和5月6日，共召开6次扩大会议。这些会议大多由邓演达主持，毛泽东全部出席]，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六项纲要”，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辑录发表了毛泽东相关的发言记录；二是前述他和邓演达、陈克文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土地问题草案》和《对农民宣言》[毛泽东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虽然这两篇文件中有些语句和毛泽东同期在其他著述中的表述相近，但这两个文件究竟是他们当中何人执笔起草，已不可考。参见拙作《邓演达与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比较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53-54页]；三是他参加和农民问题相关社会活动时，汉口《民国日报》等书报的公开报道，例如1926年12月22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21期，刊登有他20日在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湖南第一次农大联合召开的欢迎大会上的演讲《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四是中共五大召开前毛泽东任书记期间，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五大闭幕后于5月14日改由谭平山任书记）对于政权问题决议案、对于武装问题决议案和对于协作社决议草案。[见《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1927年6月14日）中的附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1卷（1927年6月-1927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5-79页]与此相关，在邓演达参加武汉政府的“二次北伐”到河南前线期间（5月5日-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发出的两则训令，即5月30日，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谭延闿、陆沉联名以中华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协发出训令，要求发展农协、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武装农民和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土地；6月13日，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谭延闿、陆沉联名以中华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协发出训令，要求各级农协一致请求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其自卫武装，惩办一切屠杀工农的反动派。上述5个文件，可以明确地知道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的，至于是否由毛泽东亲自起草，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读后感：在中共党内，毛泽东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只能算是最早认识到农民革命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领导者之一；但是，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最多，成就最大。从在中共三大上提议要注意农民运动（有研究者称在三大上毛泽东还和谭平山等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虽然笔者未发现可靠的史料记载毛泽东参与此文件的起草，但可以肯定毛泽东关于要重视农民问题的提议，与制定这个文件有密切关联），到在韶山开展领导农运积累系统的经验，再到主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经展现毛泽东在开展农民运动方面的积极作为。武汉政府时期，身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同时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等名义，几乎参与国共双方关于开展农民运动和处置与农民问题相关的所有决策。他还担任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委（另外两名常委是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邓演达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陈克文），为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培育800多骨干。这些表明，毛泽东已经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实践出真知，如此深厚的积淀和广泛的斗争实践，使坚持独立思考，并善于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毛泽东，得以深刻地把握中国的国情，准确地认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重要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认识，以及关于土地革命的步骤、方法和主攻方向等，他均有明确的认识和相应的分析与举措。比如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不是一种偶然，他是有思想基础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明确地把废除封建地主统治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基本内容，其中他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这实际就是要建立新型农村政权；提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提出“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些思想火花演变成他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的红色政权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三位一体”，就是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可以说，如果没有大革命后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和思想探索，就没有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率队伍上井冈山的历史抉择。
毛泽东非常钟情他当年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农村调查。1941年4月，他在延安亲自编辑出版的《农村调查》收入的11篇调查文稿，全部是这一时期的（当然这也与当时查找更早年份历史文献的困难有关）。他多次以当年在江西的农村调查工作，教育全党同志改变工作作风。比如他在新中国经济建设遭遇严重挫折的“三年困难时期”，曾经痛心地反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以此号召全党振奋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此相关，学界也都更偏重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农村调查文稿的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录他13篇农村调查文稿（另有3篇是关于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的文章），只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篇是大革命时期的，其他均为后一时期的。
事实上，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从事农村调查工作的开端，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相关文稿也同样重要，并异常珍贵。我们知道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其主要成就有三：一是工人运动的复苏，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标志，成为大革命的总动员；二是全面实行苏联红军政治工作制度，以新三民主义武装思想的革命军队的培育和成长，北伐战争取得从珠江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黄河流域的辉煌胜利，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三是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彭湃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等主导的广东农民运动，到1926年1月全省“有三十七县有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增至六十二万人，有组织之农军达三万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60页]；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以后，到1927年5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970万，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的规模。近千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同当年毛泽东所预期：“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这不仅是大革命的生动写照和北伐战争凯歌行进的社会基础，而且构成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爆发数百次规模不等农民武装暴动的坚实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逆势崛起点燃土地革命熊熊火焰的根本依托。深入研究毛泽东大革命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和从事农村调查的活动，仔细研读其农村调查文稿和领会蕴含其中的思想火花，对于推动大革命史和毛泽东生平著作思想研究的深入，对于系统地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缘起和发展过程，对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行文时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现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退休职工，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19ZDA013）阶段性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