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英：中国传统知行观融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实践思想的创新发展
【摘 要】毛泽东实践思想在将中国传统知行观融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过程中实现了思想认识创新性发展。因此，针对毛泽东实践思想，要充分看到它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发展，与积极引入中国传统知行观休戚相关。毛泽东将中国传统知行观融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的阐明呈现出新样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阈中的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可以直接转变为中国传统知行观视阈中的知行关系问题。毛泽东实践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之间思想认识上的相通，在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特点的同时，主要讲明的是知行统一关系。
通过将中国传统知行观融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实践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更高层次上新的重要理解，这也是这一思想的伟大创新性贡献所在。毛泽东实践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继承，也是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继承。毛泽东的实践思想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发展。毛泽东通过将中国传统知行观融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的阐明呈现出新样态。由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阈中的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可以转变为中国传统知行观视阈中的知行关系问题。
毛泽东的实践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特点，主要讲明的是知行统一关系。“毛泽东的《实践论》，恐怕就是从这个‘行’出发的。而且，关于‘知和行的关系’，他虽然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分析，但还是想重新加以组织。可以将它称为双重过程，即毛泽东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出发，接近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中国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都作了一些补充。”知行统一观是毛泽东整个实践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使毛泽东实践思想保持了与中国传统知行观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使它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形成继承与发展关系。
一、毛泽东实践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概括性论述深刻表明，就话语形式而言，毛泽东是将其关于实践问题的认识较为完整纳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因此，毛泽东整个实践理论体系较明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特点，这点是不言自明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实践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找到了实践的客观存在形式（即生产劳动），确立了具有能动性的实践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实践的外部性即从实践的外部表现形式出发，将实践的内涵定义为“人的感性活动”，从而突破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实践观仅从实践的内部性，即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出发把握实践内涵的局限性，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揭示出实践的内部性受制于与实践的外部性相联的客观事物。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主观能动性的理解还停留于理性的抽象阶段，尚未对主观能动性进行深入考察。而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列宁打破了对主观能动性的笼统认识，进一步明确把主观能动性区分为认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从而为实践活动获得相对独立于认识活动的地位，奠定了直接而可靠的理论基础。列宁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他还说道：“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前一种论述反映出在认识过程中存在主观能动性，后一种论述则意在指出实践活动也存在主观能动性。既然在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都存在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便不能过于笼统地加以理解，而应具体区别认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列宁在认真阅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过程中指出：“哲学全书第225节非常好，在那里‘认识’（‘理论的’）和‘意志’，‘实践活动’被描述为既消灭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灭客观性的‘片面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法、两个手段。”因此，在列宁看来，主观能动性可以加以解剖，存在着认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两种形式，是主观能动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法、两个手段”。
毛泽东准确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取得的成就，予以认识论意义上的发挥。毛泽东明确指出：实践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在他看来，所谓实践就是人们有目的的改造客观现实的活动。而在对认识与实践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能动性进行区别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将实践更明确规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因此，通过毛泽东的努力，人们充分认识到实践活动是有别于认识活动的相对独立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内部性和外部性的统一。正是有鉴于实践既具有内部性又具有外部性，人们既不能仅侧重于内部性也不能仅侧重于外部性去加以把握。显然，毛泽东对于实践的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认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与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把马克思的学说和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不同的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科学的实践为特征的”；具有这一特征的认识论坚决主张“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而对这种依赖关系的说明，只有根据“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才是可能的。当然，毛泽东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指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而且在于通过对实践做出新规定而更加具体深入地阐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建立了紧紧围绕认识论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换言之，在坚持像列宁那样将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摆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实现了紧紧围绕认识论（特别是知行统一）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建设工作。
二、毛泽东实践思想与知行统一
为构建围绕知行统一而展开的实践理论体系，毛泽东早在撰写《实践论》之前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深入研究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提出十分有价值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阐述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阐述了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中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明确写道：“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主体，一般来讲就是认识主体，亦即学习和研究的主体——我们的头脑（思想）。
在深入研究和考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还透彻分析了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关系，分析了实践主体在一定客观条件下的能动性。毛泽东指出：要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要“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强调主观指导的能力是由知到行的转折点，是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转化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主观指导能力取决于知，取决于正确认识的程度，而这种能力的实施又指向行，指向实践过程，因此，一旦主观指导的能力形成，即意味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转化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行”的基本条件得以出现。在战争实践中，主体的能动性不仅包括掌握指导战争规律的能力，而且包括在既定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
关于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做了更深入的论述，使之获得认识论的普遍性。就认识主体而言，“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就实践主体而言，人们“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同一过程”：既是认识运动，也是实践过程；认识起始于“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完成于思想、计划等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认识过程离不开实践过程，而实践过程又是有认识过程参与的；在同一过程中，实践过程是基础、根本的。没有实践，就无所谓认识，因而就无所谓认识主体及其能动性。而在实践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首先在于变革现存的东西：或者是变革自然的过程（例如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等），或者是变革社会的过程（例如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等）。正是在这种变革的过程中，才有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而这些发生与发展起来的认识，又转过来为变革现实的实践服务。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理解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才是现实、具体、合理的。
毛泽东对认识主体与实践主体及其关系形成了上述科学合理的理解，因此，当他努力围绕知行统一建立实践理论体系时，便有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将认识主体与实践主体区分开来加以理解，决定了可以将知与行作理论区分，从而为从认识论上把握知行统一奠定理论基础。我们说“知的阶段”和“行的阶段”，这只是一种分析的说法。其实，从本质上说，认识与实践、知与行不可能分开，而且“知”在更广泛更根本意义上乃是以“行”、实践为基础的。从认识论上讲，没有实践，就没有认识，也不可能有认识的主体，更谈不上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但倘若离开了认识，离开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实践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就会变成一味蛮干。因此，尽管在现实中知与行不能分开，但为了实际操作的需要，人们必须将知与行从理论上加以区分，这是将知与行在新的起点上统一起来的基本前提。
费里德里克·韦克曼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写道：“任何受过中文教育的读者读到毛泽东《实践论》的最后一行文字，就会立刻联想起王阳明。毛的‘知行统一’立刻会使人想起王的‘知行合一’；两者都是指认识和行动的统一。甚至对一个20世纪的读者来说，确认这种等同也不是什么秘密，因为王阳明的格言已经在中国革命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曾按照王的叙述思考过思想与行动间的关系；而且，也不能不受到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理论家的影响。”在这里，韦克曼强调了毛泽东的实践思想与中国传统知行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中国传统知行哲学反观毛泽东的实践思想，我们的确很容易将其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进行某种联系。但是从本质上说，它却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知行合一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论。毛泽东知行合一论的基础与核心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行”被“实践”范畴所取代，而“知”则被“认识”范畴所取代，力求阐明的是认识与实践在实践基础上获得的辩证统一。在毛泽东看来，“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他还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这一点便牢固树立了“知”对“行”的依赖关系，克服了古代知行哲学重知抑行的唯心主义倾向。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知行哲学历来侧重于从知（主要体现为感性与理性的笼统不分）与行的区别中把握行的存在，而且一直关注知与行的区别，执意搞清楚知与行孰难孰易、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等形而上问题，因此，中国古代哲人的知行哲学是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发展的，他们对于“行”的思考是一种原地式的，没有实现螺旋式上升，更没有真正深入“行”的本质。但是，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实践”概念，毛泽东很快就超越了中国传统知行观关于“行”的狭隘理解，而把握了“行”的本质，即将“行”明确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从而推动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论向纵深发展，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论。既然“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架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因而认识与实践、知与行在实践的基础上达成统一，是无法凭借主观性的简单否定就能撼动的客观真理。
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传统思维模式等方面限制，中国古代及近代哲学家始终没有摆脱价值判断的束缚，没有突破伦理学对“行”的狭隘规范，没有将“行”从“道德践履”这种价值判断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事实判断。由此一来，在他们的视野中，真正实现知行合一的是道德原则与人的行为：一方面，道德原则不能脱离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必须体现道德原则。然而，当毛泽东超越价值判断而从事实判断的意义上，将“行”界定为能动地变革、改造现实的活动后，中国传统知行合一说的具体内容就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说是以“消知以归行”为内容的，在毛泽东那里，知行合一说却是以知行的辩证统一为内容的：知与行既不可能相互取代，也不可能被同时取消，它们是互为基础与条件的。基于此，毛泽东最终从知与行相互统一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揭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得出结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提出知行统一实践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在毛泽东看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是一切“左”倾、右倾错误产生的思想认识根源，因此，毛泽东说道：“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深有感触，“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毛泽东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解读为我们党内主观主义两种表现形式，认为其错误就在于“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不过，倘若从毛泽东知行统一的实践思想角度来看，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又有着明显不同，前者是主要围绕“知”而展开的认识范式，后者则是主要围绕“行”而展开的认识范式。毛泽东用“本本主义”指称教条主义，就是对其只注重“知”（“本本”）的阐明，而且反对本本主义最终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代名词。
同时，面对因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反而被误读为“狭隘经验主义”的情况，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这篇光辉著作。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将实践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毛泽东不仅明确了调查研究的知行统一性，而且使经验主义只关注“行”的局限性被世人充分认清。毛泽东在《实践论》的结尾明确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很显然，通过阐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毛泽东不仅让人们看到何谓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以及何谓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而且让人们认清战胜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秘诀，就是杜绝割裂知行，让知行实现统一。
三、辩证理解毛泽东实践思想与知行统一的内在联系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来看，在处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时，要面对两个层次的知行关系：一是在实践自身层面上的知行关系；二是在实践与理论关系层面上的知行关系。这两个层次上的知行关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构成相互取代的关系。在解决了实践是什么（即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之后，毛泽东的“实践第一”原则主要是在第二个层次即在实践与理论关系层面上谈知行关系，此时的“行”是实践，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行；倘若由此错误地认为“实践第一”原则也适用于第一个层次即实践自身层面上的知行关系，肯定会导致认识上的失误。在第一个层次即实践自身层面上的知行关系，是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此时“行”是单纯意义上的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人类”角度来看，它的存在肯定是与主观能动性紧密相联的。由此，单纯的“行”与主观能动性合二为一而构成“实践”，即更广泛意义上的“行”。
毛泽东实践思想有着紧紧围绕知行统一而展开的特点，因此，毛泽东实践思想往往被一些学者简单定位为中国“传统的实践哲学的总结”，而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的联系则在有意或无意中受到一些否定。例如，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不仅将《实践论》视为中国“传统的实践哲学的总结”，而且指出：“毛泽东在《实践论》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是由于他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地考虑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行’。据毛泽东讲，最早存在的是实践。在实践中，会有一些东西反映到人的头脑里。而且，那是否与客观实际（毛泽东认为，所谓‘实际’包含‘实践’和‘实际的事物’两种含义）相一致，还要通过实践来检验。”
其实，尽管毛泽东的实践思想主要是围绕知行统一而展开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被否定。毛泽东的实践思想首先属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1937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谈到当时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来源时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主要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的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现代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来源的明确阐明。显然，如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去分析20世纪初期、中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就不难发现，正如毛泽东所言，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科学技术也不发达，并不具备产生先进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哲学的客观条件。中国当时社会中发展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其中包括科学的实践思想），只能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从客观上说，毛泽东的实践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学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当我们开始革命时，我们还未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接触了机会主义。我年轻时，甚至没有阅读过《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还明确说过：“我这个人以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
事实上，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确立其科学的实践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以20世纪30年代苏联三本哲学教科书（西洛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册和《新哲学大纲》）为中介，了解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著作的重要思想，从而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观点。
第一，正是根据马克思关于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但又有其“主观方面”“能动的方面”的思想，以及列宁关于“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的思想，毛泽东把实践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十分明显。
第二，正是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作用的论述，毛泽东对实践活动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明确概括与规定，指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的实践活动。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科学实验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
第三，正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思想，毛泽东认为实践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客观现实性。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来说明实践的客观现实性，认为实践是人们变革现实世界的物质过程；实践造成的结果也是处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二是自觉能动性。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关于要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发挥主体能动性，以及列宁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思想，论述了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现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即人们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认为自觉能动性是人的“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决定作用。三是社会历史性。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的，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指出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这是因为，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总是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实践活动总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而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历史性。
第四，毛泽东的实践思想是以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为核心来建构整个认识论体系的，这不仅是中国传统知行哲学重视知行关系致思趋向的反映，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精神本质的体现。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的思想，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较为完善的认识论体系。
可以看出，尽管与中国知行哲学传统有着密切联系，但总体说来，毛泽东实践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性质确定无疑。任何把毛泽东实践观看作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自然延续、否认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性质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关于这点，美籍学者弗兰西斯·苏有过很好的说明。他说：“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只要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能治愈中国的一切弊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坚定信念还表现在与他的方法有关的两个事实中。一是他的综合实践是由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组成，而且特别强调由列宁首创和运用的方法——灵活性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二是他对综合实践的解释充满了‘实践’、‘辩证法’、‘上层建筑’这类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这些都使毛泽东的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组成部分。”
弗兰西斯·苏的论述较客观地反映了毛泽东实践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性质，他明确强调毛泽东实践思想中的主要话语形式，例如“实践”“辩证法”“上层建筑”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不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术语。客观地说，毛泽东实践思想积极运用了“实践”“认识”“理论”等术语及众多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方法，因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了基本一致。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知行哲学一直将“道德践履”视为“行”的最基本内涵，严格意义上说，这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家对“行”的概括与解释，较早已达到价值判断的水平并一直停留于这一水平。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程度以及传统思维模式等限制，中国古代、近代哲学家始终没有摆脱价值判断束缚，突破伦理学对“行”的狭隘规范，将对“行”的理解从价值判断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事实判断。他们都不可能看到实践的基本含义是能动地变革、改造现实的活动，而是一味强调道德原则与人的行为的统一，以为道德原则不能脱离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必须体现道德原则。尽管这种思想认识对稳定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却是对实践内涵的低层次界定，严重妨碍中国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向更高、更深层次推进。当毛泽东提出关于实践范畴的事实判断时，显然是对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的巨大超越。
任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紧密相联的，外延是在建立在内涵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当毛泽东对实践概念的内涵加以事实判断的科学规定之后，实践概念的外延势必随之明朗化。毛泽东充分揭示了实践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主观见之于客观”，从而为人们全面认识实践形式开辟了广阔道路，使人们能够系统把握实践形式。关于实践外延或形式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进行过探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角度论述了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而且正是通过对“生产劳动”这一特定实践形式的认识，他们扭转了理性主义实践观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实践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批驳休谟、康德等不可知论者的过程中，恩格斯把实践看作科学实验与工业生产。列宁在许多著作中也谈到过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指出观察也是实践的重要形式。总体说来，对于实践的具体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有所揭示，但却尚未系统阐述、研究。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实践外延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实践活动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做了系统明确的概括和规定。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而且“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更明确地将社会实践归结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泽东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实践形式的论述，不仅系统阐明了社会实践包含的基本内容，而且讲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毛泽东将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概括为三大类型：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其次，毛泽东将生产活动规定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对阶级斗争这种实践形式在阶级社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了重点说明。对于科学实验，毛泽东明确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毛泽东这一看法很有远见，把科学实验放在与生产活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对科学实验重要性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实践思想的根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一点不容置疑。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将中国传统知行观有关知行统一的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实践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继承，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毛泽东实践思想一方面从知行统一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另一方面立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关认识与实践关系的解读来理解中国传统知行统一观。因此，经过毛泽东解读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知行观视阈中有关知行统一的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阈中有关认识与实践统一的理解，并且，无论是知与行的统一，还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都并非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即“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实践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之间建立起逻辑自洽的内在联系，作出了重要创新性贡献——深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在思想认识上的相通。
从现实意义上看，在毛泽东那里，有关知行统一以及认识与实践统一的理解最终落脚点就是提醒人们注意，不仅那种只关注“行”的经验主义行不通，而且那种只强调理论指导（即本本主义）的教条主义也行不通。毛泽东知行统一的实践思想是批判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有利思想武器。因此，更进一步说，毛泽东对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批判，就是深刻理解毛泽东实践思想重要意义的深层底码。
习近平谈及如何坚持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学员思想上的疙瘩，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防止空对空、两张皮。”在此，我们看到“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坚持与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说，要想真正做到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就必须坚持毛泽东倡导的知行统一的实践思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长城学者，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1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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