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胡松涛：毛主席为何要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党、军队和政府

　　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

　　——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陈 晋 胡松涛

　　△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革命队伍。他们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改变了革命队伍的面貌。但是，也有一些党内军内的同志还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有的惧怕知识分子，有的排斥知识分子，有的以怀疑的目光看待知识分子，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中央领导层注意到这种倾向，给出另一种说法。组织部部长陈云说：“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陈云用“抢夺”一词，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

　　“抢夺”知识分子就是“抢夺”天下。为了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克服革命队伍中对知识分子的偏见，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标题改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毛泽东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他说：这些同志“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毛泽东连用五个“不懂得”，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这些“不懂得”，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影响到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这个排比句的最后一句非常有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幼年的党，它已经有能力来建构一个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新秩序、新结构。

　　毛泽东对如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

　　(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2)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

　　(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在长期斗争中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

　　(4)使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这些要求体现了一个成熟政党的大格局和大视野，勾画出把知识分子纳入党的体制、党的结构的“路线图”。中国共产党开始建设一种新的人才结构，进而建设一种新的文化架构。

　　“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就是毛泽东经常讲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理念，目的是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经世致用，救国救民。

　　△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在延河开荒生产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的这些话语，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战略出发点。

　　延安具有延揽知识分子的胸怀和举措。

　　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陕甘宁边区1939年颁发的《各机关津贴标准》将机关工作人员的津贴划分为五级：最高的一级，5元，发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局长以上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张闻天(洛甫)、毛泽东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都是每月5元;营团级4元;连级3元;排级干部每月2元;最低的五级是1元，发给勤杂人员、战士等。

　　延安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医生、技术人员等)的待遇，明显高出党政军系统。如《萧军日记》不完全记载了延安知识分子待遇的几个等级：特等，如茅盾，小厨房，双窑洞，男勤务员和女勤务员，开销不限。甲等，每月12元。乙等，8元。丙等，6元。工作人员，4元。

　　鲁迅艺术学院教师的生活供给标准，同样高出党政军系统。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助教的津贴比中央领导人还高1元。据曾在鲁艺美术系任教的丁里回忆：“党中央对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文化人，真是优礼有加，从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是破格地对待，生活津贴每月12元，供给大米、白面，到小食堂吃饭……”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引知识分子，她的优良作风和牺牲精神感召知识分子，她以宽阔的胸怀、优厚的待遇接纳知识分子，她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知识分子发挥其长。于是乎，全中国呈现出“天下人心归延安”的生动局面。

　　中组部部长陈云1938年9月在延安抗大演讲时，感叹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他用12个字概括党的干部政策：“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毛泽东坚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得更加形象生动：

　　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中共对知识分子高度重视，合理安排，大胆使用。它在与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夺战中，无疑是占了上风。这个从1949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跟谁走”的人数可见一斑。

　　中央研究院共有院士82人，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国民党用尽各种办法甚至强硬手段，动员他们去台湾，最终结果是，除了有2位院士已经去世，还有12位在国外，跟着国民党政府去台湾的只有9位，有的完全是被动而去的，其余59位院士留在了大陆。还有，据说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逃亡台湾的作家人数，不足全体作家的10%。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直怀着一种不信任感，对知识分子颇有成见。这基本上属于一种对毛泽东的误读。

　　毛泽东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珍惜知识分子。他批评和不那么佩服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半知识分子”。他发明了“半知识分子”这个词。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这些都没有干过，这些实际的知识一点也没有，他们有的只是书本知识。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至多算得一个半知识分子罢，因为他们的知识还不完全。

　　“半知识分子”这个新概念，让许多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吃惊不小，原来自己只有一面的学问，还缺乏实践、实际的学问。现实、实际和实践，这是毛泽东所看重的，往往也是学者所忽视的。

　　毛泽东希望“半知识分子”把缺失的一环弥补起来，克服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自由散漫、教条主义等弱点，成为一个全面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可惜的是，《毛泽东选集》收入这篇文章时，把“半知识分子”这个词删掉了，使许多人忽视了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从老子发出“绝学无忧”的声音开始，中国哲学开始了对知识反思的传统，毛泽东继承了这个传统。在毛泽东的指引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之路。这条路在知识分子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空间。

　　(本文原载《湘潮》2026年第2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