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评“火车零食占座”：要找回的不仅是一个座位

　　“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人民共同体是一种真实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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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零食占座”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后，有网友分享了这样一件事（见截图）——

　　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另有网友立即做了补充（见截图）——

　　为什么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绿皮火车独行上千公里？为什么母亲居然如此放心，不担心他被拐卖、被骚扰、发生意外事故？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孩子离了家，但实际上没有离家，离开的是一个小家，但还在一个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周围都是“同志”和“叔叔阿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在50至70年代，中国人的确曾经拥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或者说，叫人民共同体。

　　人民共同体，是建立在人民革命胜利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凝聚力，来源于共同的阶级意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在人民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血缘、地域和利益计算，成员之间被视为休戚与共的同志。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为什么要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擦玻璃、收拾垃圾，给旅客倒水，帮妇女抱孩子，搀扶老人上下车？为什么要拿出自己微博的津贴帮丢失了车票的陌生人补票？长途旅行靠在座位上休息，读小说，不是很舒服吗？

　　雷锋做好事，不是出于个人道德的“高尚”，而是源于一种深刻的共同体自觉——每一个陌生的同志，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人，帮助他人就是实践自己的阶级使命，就是在帮助人民共同体，而人民共同体，则是自己的全部依靠和全部人生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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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零食占座”事件中，有一种论调，听起来特别刺耳：“人家真金白银买的票，想放啥放啥，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

　　这句话，与“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构成了两个时代的鲜明注脚。

　　两种行为的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个体道德的升降，更是一种社会联结方式的历史性断裂：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民共同体——社会主义大家庭——已经解体。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社会“原子化”现实：每个人都成为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计算。

　　“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这句看似理直气壮的表态，恰恰是人民共同体消解后的典型话语——它遵循的是纯粹市场逻辑和权利逻辑，没有任何超越个体利益的社会性关照。

　　法律，成了调整人际关系的唯一准则。

　　但人们还是需要共同体的——只有共同体才能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由于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人民共同体是一种真实的共同体。

　　真实的共同体瓦解后，各种“想象的共同体”应运而生。

　　于是，“同宗同教，同族同乡”的血缘地缘纽带被重新激活，一些能够唤起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被反复消费。

　　《给阿嬷的情书》的爆火，正是这种“想象的共同体”需求的集中体现——因为它为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提供了短暂的“共同体幻觉”——在电影院里，人们似乎又找到了“我们是一家人”的温暖。

　　但这种基于血缘乡愁的“共同体”，终究是虚幻的、暂时的情感代偿。

　　更值得警惕的是，“想象的共同体”不仅无法替代真实的人民共同体，反而常常沦为掩盖阶级压迫的工具，也常常成为镇压劳动阶级反抗的借口。

　　回到火车上的那个座位：让座与否，当然是个体权利范围内的选择。

　　我们真正需要找回的，不是一个座位，而是“真实的共同体”。

　　这个“真实的共同体”，不是乡愁式的血缘地缘想象，不是被资本和国家机器收编的文化符号，而是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真实联合。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沿着一度中断的道路，走向人类的彻底解放！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