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沙：“九一八”！告诉你什么是靠不住的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95年过去了，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

　　关于“九一八”事变军事方面问题，有很多很多的记述，今天写一些不大提及的外交问题。

　　当年国民党政府在处理“九一八”事变时，将外交看得比军事重要得多。

　　国民党为什么要将重心放在外交手段上？因为蒋委员长将希望寄托在了“国际公理”上。

　　9月23日，蒋委员长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大会上强调：“我国此刻必须上下一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法之决断。”

　　这就是国民党应对日军侵略东北的基本态度：忍痛含愤，逆来顺受。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现在政府既以此案件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那么，从9月18日到23日这五天发生了什么？

　　当天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沈阳；19日，它们进攻长春、安东（丹东）、营口；21日侵占吉林；2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全国爱国人士书》，号召全民族抗战。

　　所以国民党在23日抛出了《告全国军民书》，用“以待公理之解决”来掩饰自己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跟1937年是不同的，单单东北军的兵力就要远多于日本关东军。东北不战而弃，等于是养肥了日本这头恶狼。

　　张学良也迷信外交手段，他没有将关内的十几万主力立刻调往东北。因为之前东北军跟关东军已有过很多次摩擦，每次只要忍让，最后都能平息，形成了“路径依赖”。

　　张学良在晚年承认自己对“九一八”事变的性质判断错误，以为可以通过忍让和交涉解决。

　　那么，代表国际公理的国联能解决问题吗？

　　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依据“国联宪章”第十一条，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控告：

　　一、日本正在侵略中国领土。

　　二、日本正在破坏国联宪章。

　　三、中方要求国联立刻采取制裁措施，制止日本破坏和平行为。

　　1931年9月25日，国联行政院在瑞士举行会议讨论中国东北局势。

　　日本恶人先告状，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称，“日本对于满洲（中国东北），绝无领土野心。一切冲突，皆因中国军队毁坏南满铁路而起，日本军事行动都是为了自卫。”

　　日本军队跑到中国领土上“自卫”，还说得理直气壮。

　　国联研究了五天，9月30日通过一项决议：信任日本政府之声明，并希望其从速完成撤兵，恢复中日两国和好。

　　“信任日本政府之声明”这句话，等于是否定了中国对日本的侵略指控。

　　中方没有反驳这份决议，因为国民党对日本撤兵抱有幻想--如果日本真的能撤兵，那也是一个好的结局。

　　这样的“国际公理”一开始就是“国际歪理”了，但蒋介石坚信国际公理。

　　然而，日本人非但不撤兵，还在10月9日派飞机轰炸锦州。因为国联的决议不要说制裁日本，连谴责都没有，这跟鼓励日本有什么两样？

　　在中方要求下，10月13日国联再次召开会议。

　　芳泽谦吉狡辩称：“当日本政府确定其国民安全获得保障时，即撤兵至南满铁路区域以内。”

　　实际上日侨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到了11月，日本仍不撤兵。

　　11月16日，国联在巴黎召开第三次会议。

　　会议从瑞士开到法国，开了又开，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一来，它们可以毫无代价地实施侵略计划；二来，让蒋介石存有外交解决幻想，放弃军事行动。

　　11月中旬，日军向锦州方向移动。

　　11月24日，南京向施肇基发出训令，要他在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法意军队驻守”的建议，国民党意图将东北交由国际共管。

　　施肇基奉命提出该建议后，立刻遭到全国报纸痛骂“无耻之极”。

　　11月26日，无法忍受屈辱的施肇基向南京提出辞呈。

　　12月27日，日军下令进攻锦州，如果锦州沦陷，东北与关内最后的联系将被切断。

　　而此时南京正在召开“一中全会”（结束宁粤分裂）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领袖都出席了“一中全会”，但直到29日闭会为止，锦州问题却始终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一中全会”给日本人的信号就是国民党“决定放弃锦州”。

　　国际公理能让日本人停止对锦州的进攻吗？

　　1932年1月2日锦州失守，东北全境沦陷。

　　1932年1月28日，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拒绝接受日军“最后通牒”，淞沪抗战爆发。

　　十九路军违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迫于全国人民对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的支持，南京才不情不愿地派兵增援上海。

　　日本侵占东北，再在上海挑起战火。

　　2月19日，接替施肇基的颜惠庆在国联用英文痛斥日本，并要求理事会表决制裁案，但只有苏联一票支持。

　　其实就算制裁案通过，制裁也无法落实，因为美国不是国联成员。

　　美国不断地向日本出口武器、钢材、石油、棉花……1932年，美国出口日本的石油还比1931年增加了33%。

　　英国，1932年第一季度就卖给了日本240门新型野战炮。

　　东北沦陷，跟美英利益有多大关系？得罪日本才会断了财路，这就是国际公理。

　　而淞沪抗战则威胁到了英美在华核心利益，所以国际公理闪现了一下。

　　4月16日，国联组织了“19国特别委员会”会议。特委会主席为比利时外长海曼斯（Hymans），他提出了一项日军撤兵问题草案。

　　草案在颜惠庆努力下获得了通过。恼羞成怒的日本扬言不再出席日内瓦国联会议，因而特委会二次会议就不敢召开了。

　　中国外交官努力到年底，再也看不到任何制裁日本的可能性。

　　西方希望上海停战，那么淞沪就停战，十九路军被调走到福建。

　　由美英法德意组成的国联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抵达上海，在华懋饭店接风洗尘的却是日本人，记者会也是由日本人安排，可见西方的立场。

　　等调查报告出来，国联还在研究时，“伪满”都已经成立了。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不久占领热河省。

　　蒋介石继续寄希望于国际公理，1933年3月，日本干脆退出国联。

　　日本就无赖到底，反正东北已经得手了，这就是芳泽谦吉说的，“日本对于满洲，绝无领土野心”。

　　日本退群，国联就无法再过问日本侵占东北一事，蒋介石这两年白忙了，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吗？

　　然而，国民党对国际公理还不死心。

　　通过深入研究国联条款，他们发现，根据盟约第一条第三款，“退盟国之退出声明，须两年后方生效力”。所以日本在两年之内还要受到国联约束。

　　当南京如获至宝提出这一条款时，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日本愿意履行两年内分担经费之义务，但毋须履行其他义务。”

　　就是在两年之内日本继续向国联打钱，但双方也只有钱的关系。

　　此时，“国际公理之裁决”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在访问北平时，还劝国民党：“中国人希望国联实行对日经济制裁，可是国联并无此实力。”

　　国民党又换了一套说辞，他们将日本内阁和军部分开，说日本内阁有和平之意，都是关东军一意孤行。

　　这是南京为了在日本退出国联之后，跟日本政府妥协找借口。

　　日本内阁和军部的吵架戏演得很足，但它们一体的，区别只是在于：是立刻进攻全中国，还是稳步推进。

　　没有了国际公理这件外衣，蒋介石的真面目就暴露了。

　　1933年5月31日，何应钦、熊斌与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华北停战协定），国民党认可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省的统治，东北义勇军将孤军奋战。

　　无论国内有多少呐喊和警告，南京却要求不得奢言抗日，不得抵制日货。

　　华北的卖国政客、流氓、地痞纷纷加入“便衣队”，这些败类就是后来的皇协军、伪军、汉奸维持会主力。

　　整个华北处于日军威胁之下，日军全面侵华只是时间问题。

　　日本人用东北人民的鲜血养肥了自己，有了钱，西方国家就更愿意卖东西给它。

　　至于国际公理，多少钱一斤？

　　接下来的国际公理同样精彩，1938年《慕尼黑协定》直接把捷克斯洛伐克送给了纳粹德国。

　　本来，“九一八事变”必须用军事手段解决，但国民党却用外交手段去解决。以至于酿成东北全境沦丧的悲剧。

　　六年之后爆发“七七事变”，这才不得不用军事手段去对付日本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告诉我们，一厢情愿的“国际公理”是根本靠不住的。

　　历史告诉我们，两弹一星、东风快递、核潜艇，这才是国际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