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右转”背后的深层社会变迁

　　据英国媒体近期报道，欧洲民粹主义、极左与极右政党数据库（The PopuList）一项涵盖31个欧洲国家的研究显示，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获得超过23%的选民支持，而这一比例在十年前约为10%，在1995年仅为5%。有专家分析认为，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这种变化并非只是一时的抗议浪潮，而是代表着欧洲政治的一种结构性改变。

　　土耳其穆斯阿尔帕尔斯兰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系教授穆拉特·阿克塔斯（Murat Aktas）对本报特约记者表示，目前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指向一种更全面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及重构，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这并非一种完全归因于选举偏好的短期趋势，而是涉及重大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变迁，这种变迁是技术、经济、文化、社会及制度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为应对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带来的挑战，欧盟必须针对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实施意义深远的结构性改革；要从自身做起，针对邻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保持政策行动的一致性与延续性。

　　发达国家加剧不平等效应

　　在一些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不仅参与联合执政，还对公共政策议程施加了显著影响。例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创下历史新高，而奥地利自由党、葡萄牙“够了”党、意大利兄弟党以及北欧多个右翼政党也纷纷扩大了其选举版图。在欧盟层面，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析称，最迟自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极右翼政党代表已开始参与欧盟所有重大政策议程和决策进程。这反映出极右翼政党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已由边缘逐步走向主流。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是解释极右翼政党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分化共同作用，加剧了部分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感，从而为右翼政治力量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基础。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全球化本身创造了巨大财富，全球自由贸易及资本流动整体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全球化规则的设置问题，导致全球化的成果分配不均。在发达国家内部，有的群体成为“赢家”，攫取了全球化的主要成果，而有的群体则成为“输家”，承担了全球化的大部分成本。资本回报增长速度远超工资增长速度，加剧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

　　斯蒂格利茨强调，这种不平等并不是全球化本身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而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相关政策加剧了不平等效应。例如，对工人的保护不够有力、对金融业放松管制、对教育和再培训的投资不足、税收制度更有利于资本收入而非劳动收入等。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也显示，当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的集中程度会加剧、贫富差距会拉大。近几十年，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往往对劳动收入而不是对资本和财富征收重税，这使得资本回报优先于劳动回报，加剧了财富的集中程度。

　　阿克塔斯表示，从斯蒂格利茨对于全球化的分析角度来看，极右翼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对于收入不平等的一种政治反应。全球化产生了“赢家”和“输家”，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明显。尽管金融资本、高技能劳动者和主要城市中心受益于全球化，但工业地区、中低技能工人和外围地区在经济上却远远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例如，欧洲大陆的旧工业区在全球化及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受到明显冲击。制造业的部分工厂关闭、就业岗位流失、结构性失业增加、工资增长停滞、地方财政基础被削弱，进而引发区域经济衰退、社会凝聚力下降、不满情绪上升。然而，资本所有者及高技能劳动者则更多地从全球化中受益。这种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地区间及阶层间的不平等，并催生出对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欧洲一体化的怀疑甚至不满，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英国“脱欧”公投便是这一趋势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大量研究表明，英格兰传统工业地区的选民对“脱欧”表现出更强烈的支持，这些地区恰恰是去工业化和制造业衰退最为严重的地区。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研究显示，移民问题、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民族认同等议题，正日益演变为欧洲各国政治争论的核心议题。这些议题不仅触及社会文化层面的价值分歧，也深刻影响不同群体对国家认同与社会归属的理解。在此背景下，围绕文化边界与身份认同的政治竞争不断加剧，并进一步推动了选民政治态度的分化与重组，从而为相关政治力量的动员提供了重要基础。一般而言，民众的反移民情绪往往来源于个人的经济地位、民族认同感以及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极右翼政党往往通过强调国家主权、文化边界与社会秩序，来回应经济不安全感与身份焦虑，从而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之后全球冲突的主要形式转向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比如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张力。阿克塔斯说：“亨廷顿的理论被刻意提出并加以利用，其目的正是为了制造、组织和加剧这种冲突和两极分化。”他认为，在欧洲政治中，“文明的自我”与“野蛮的他者”之间的二元划分，往往通过文化认同、共同体归属以及安全化进程的话语实践被不断建构和再生产。

　　此外，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詹姆斯·霍利菲尔德（James Hollifield）等人针对欧盟开展的调查研究表明，欧洲民众对移民和文化多样性持有负面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一种“失范”（anomie）状态来解释，这种状态与社会疏离感增强、社会信任下降以及社会联系的弱化密切相关。该研究认为，社会原子化和边缘化的过程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经济群体，而是跨越阶层的。

　　当然，将欧洲社会中的反移民情绪完全归因于经济焦虑、社会失范或政治动员同样是不充分的。部分研究显示，大规模移民和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确实可能给社会融合带来挑战，其中包括语言障碍、教育与就业市场的分层、居住空间的隔离以及不同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之间的摩擦。当部分民众认为移民群体未能有效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或者担心本国的国家认同、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受到威胁时，这种焦虑便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对“文化入侵”或“文化替代”的担忧。尽管这类担忧并不一定与客观事实完全相符，但它们作为一种主观认知和政治情绪，已经成为影响欧洲选举政治和身份政治的重要因素。因此，理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需要同时关注经济结构变化、社会整合程度以及文化认同与归属感等多个层面的因素，而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单一原因。

　　欧洲面临重要结构性挑战

　　目前，学术界的讨论重心在一定程度上已从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是否会成为欧洲政治的常态，转向现有政党体系与制度如何应对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一些研究者认为，将此类政党纳入执政联盟可能在客观上赋予其更高的政治合法性，并进一步增强其选举竞争力，从而改变既有的政党竞争格局。另一些研究者则指出，若将拥有广泛选民支持的政党长期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可能削弱欧洲民主的包容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不满与政治极化，甚至强化其反建制叙事。总体而言，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持续兴起已被普遍视为欧洲面临的重要结构性挑战，其发展态势及制度性回应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欧洲未来数年的政治格局与治理方向。

　　从未来发展来看，右翼民粹政党仍可能在欧洲政治中保持较强的影响力，但其发展路径将高度依赖经济环境、移民政策变化以及主流政党的策略调整。一方面，如果结构性经济压力与不平等问题持续存在和加剧，右翼政党仍将具备较强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主流政党在政策回应与满足民众需求方面的能力，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支持率的变化趋势。在应对策略方面，部分研究强调需通过改善经济分配、加强社会整合以及提升治理效能来削弱极右翼的支持基础，而另一些研究则主张在制度框架内对其进行适度吸纳与约束，以降低其动员效应。总体而言，如何在民主包容性与制度稳定性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欧洲政治未来面临的关键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 姜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