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从2026年欧洲骚乱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显现

　　2026年10月的欧洲，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把“高歌猛进”与“遍地烽火”并置在了同一幅画面之中。法国约55万人上街（内政部估计，组织方总工会称80万），利摩日那座挺过两次世界大战、屹立143年的市政厅钟楼在火焰中坍塌，建筑主体基本被毁；米兰和博洛尼亚的冲突中警察与示威者同时流血；马德里太阳门广场搭起帐篷营地，数万人参与住房抗议；里斯本数万人游行、以“秃鹫房地产基金”为矛头并在营地过夜；阿尔巴尼亚等地也出现学生抗议……短短数日之内，从西欧到巴尔干，一场以生活成本、住房、教育和公共服务为核心诉求的同步震荡席卷了多个国家。

　　面对这样的图景，两种流行的读法都不足以抵达问题的本质。一种把它读作治安事件或民粹情绪的宣泄，一种把它归咎于高福利不可持续的治理失灵。如果仅从直接诱因看，这确实像是一轮由燃油价格、学费上涨、财政紧缩触发的愤怒。然而，把2026年放回法国自2005年以来的骚乱序列中，把欧洲放回资本主义数百年演进的历史纵深中，一个更深的结构性逻辑便浮现出来：这不是资本主义运行中的偶发故障，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高度集中、技术加速迭代的条件下，以周期性社会爆炸的形式重新“开口说话”，是积累逻辑走向自我否定的症候性爆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过一个判断，至今读来仍如刀锋般冷峻：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这句话常被当作革命修辞，但它首先是一个结构性命题，而非道德预言，资本主义在把生产力社会化推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同时，把生产资料和财富占有推向前所未有的集中，两者之间的裂缝最终会以危机的方式，迫使社会面对外壳与内核不相容的事实。2026年的欧洲，正是这一裂缝在当代条件下的一次集中显影。

　　一、财政危机首先是分配危机的财政表达

　　欧洲舆论中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把当前困境归咎于福利过度。从账面上看，这似乎不无道理。法国公共债务已达3.6万亿欧元，占GDP的119%，养老金支出预计2027年达到4360亿欧元，债务利息也将升至910亿欧元；欧盟社会保护支出占公共支出近40%，约每年3.3万亿欧元。削减开支似乎别无选择。

　　但历史唯物主义要求追问的是，财政空间的收缩，究竟是福利过度的结果，还是财富分配结构在数十年间持续向资本倾斜的结果？

　　答案在数据中是清晰的。2025年第一季度，欧元区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全部净财富的57.4%，最富有的5%家庭独占44.5%，而底层50%的家庭合计仅拥有约5%。法国财富基尼系数达到0.59，德国0.68，被视为平等典范的瑞典高达0.75。大西洋彼岸提供了同一条曲线的更完整样本：美联储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前1%家庭控制了全国财富的31.7%，到2026年第二季度升至32.5%，创有记录以来新高，而底层50%家庭的财富份额2025年第三季度仅为2.5%；过去一年，顶层1%家庭的人均净资产增量是底层半数家庭的1557倍；顶层0.1%的财富自2019年底以来从13.4万亿美元翻倍至近28万亿美元。收入端同样如此，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26年9月发布的2025年数据，顶层10%每赚1美元，底层10%只赚8美分（1967年这个数字还是11美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分配意义上成了底层相对位置的一次持续后退。

　　关键在于集中的机制。顶层财富的膨胀几乎完全由股票与企业股权估值驱动，底层50%家庭的净资产中股票和共同基金占比不到4%，顶层0.1%则接近60%。这意味着AI、自动化、数据经济等生产力的进步，在资本主义占有关系下首先转化为资产持有者的估值扩张，然后才以就业替代和实际工资停滞的形式传导到底层。技术越进步，财富集中得越快，因为技术进步的收益权是被产权结构预先分配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的巨大财富总量，并没有以工资、公共服务或社会保障的形式回流到生产这些财富的人手中，而是沿着资本的集中逻辑向上聚集。欧洲并非例外，只是这一分化被战后福利制度延缓了数十年；当2026年的通胀、能源价格和房租同时吞噬实际购买力时，被延缓的分化便以压缩的方式集中释放。

　　法国的公共服务困境是这一逻辑最直白的注脚。公立中学近10%的教学课时无法正常进行，80%的小学建筑已超过50年；政府2027年预算方案计划在教育部增加约12亿欧元预算的同时削减1588个正式教师岗位，而债务利息和国防支出却不受冻结限制。这不是没有钱，而是钱的使用方向和优先次序由资本积累的逻辑所规定。当民众看到奢侈品门店被洗劫、市政厅被焚毁，而顶层财富集中度仍在上升，愤怒所指向的便不再是一两项具体政策，而是那个让社会性财富持续转化为私人性权力的制度安排本身。抗议者标语上写的“学校没有钱，国家没有未来”，不是情绪修辞，而是积累规律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直接翻译。

　　二、四个结构性环节在同一时间截面上共振

　　2026年骚乱之所以超出一般社会抗议的意义，在于它同时呈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几个层层递进的结构性环节，并让它们在同一个时间截面上发生共振。

　　第一个环节，是资本集中的长期趋势与寡头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过这一过程：生产社会化越是发展，资本就越是走向高度集中，“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2026年的欧洲，这一趋势早已越过古典的工厂竞争阶段，进入对媒体、供应链、数据和基础设施的寡头控制。LVMH集团对经济媒体的支配引发监管诉讼，数字、媒体和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被少数强大企业主导，大型科技公司被指正在侵蚀欧洲的数字主权和民主空间。资本寡头不再仅仅是市场中的竞争者，而是塑造公共认知、决定投资方向、影响政策议程的结构性权力。当这种权力与财政紧缩相遇，民众所面对的就不是一个中立的市场，而是一个由私人资本逻辑深度嵌入的国家。

　　第二个环节，是金融化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西班牙的住房危机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87岁的老妇在租金暴涨230%后被逐出居住70多年的公寓，投资基金被指推高房价，国会否决住房改革法令后近50城示威；葡萄牙的抗议者直接以“秃鹫房地产基金”为矛头，里斯本数万人游行并搭帐篷过夜。住房从居住变成资产类别，从使用价值变成金融衍生品的底层标的，这是资本逻辑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纵深推进的结果。当连栖身之所都被纳入利润最大化的算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便不再服务于人的需要，而服务于资本的增殖。

　　第三个环节，是技术革命在资本主义应用下产生的排斥效应。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2026年已进入广泛应用的临界点，据相关调查，约40%的欧洲人认为自己的岗位面临AI威胁，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高达47%。这打破了教育可以庇护人免受技术替代的惯常假设。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时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二重性，其排挤效应与补偿效应并不对等。有学者进一步论证，人工智能对雇佣劳动者的排挤速度与范围，远超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岗位补偿。更关键的是，AI作为不变资本的高级形态，其资本主义应用不是为了缩短劳动时间、解放人，而是被资本用作深化剥削以缓解平均利润率下降压力的精致工具。欧盟青年失业率在2026年2月为15.3%，8月升至15.4%；西班牙2026年5月一度达到23.7%，约为总体失业率的两倍。2026年骚乱中青年和学生的突出表现并非偶然，他们是直接站在“教育投入——就业前景”断裂带上的人群，曾被允诺通过教育进入一个稳定的未来，却在走出校门时发现，那个未来正在被算法和资本联合收回。不是他们拒绝工作，而是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正在系统性地把他们变成过剩的人。

　　第四个环节，是国家间贸易争斗与“外部化”的极限。欧洲的困境并非孤立发生。欧盟的贸易政策正在从提升竞争力转向限制外部竞争。针对中国电动车和混动车的关税与配额、以强制技术转让和股比限制为特征的《工业加速器法案》，都显示出防御性收缩姿态。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承认，全球经济增长的95%集中在32个经济体，AI热潮在提振部分国家的同时将另一些国家甩在后面，“这种韧性正在承受压力”。欧洲恰好处在一个尴尬的结构位置，它既是垄断资本的宿主，又在与美、中的技术竞争中面临产业外流和竞争力相对衰减的压力。当外部竞争加剧，资本要求更灵活的劳动市场、更低的税负和更少的监管，这些要求在国内传导为紧缩和福利削减，国际层面的竞争压力于是被转译为国内街头的对立。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国际竞争从来不只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它同时还是各国资本集团在世界市场上争夺剩余价值分配权的斗争；而将压力通过贸易壁垒、产业补贴或地缘政治对抗向外转移，至多改变矛盾的地理分布，无法取消矛盾本身。资本主义的“外部”从来不是无限的。

　　也正是在这一环节上，移民与身份认同问题获得了它的结构性位置。当阶级语言被系统性地祛除之后，愤怒只能寻找替代性的替罪对象。把寡头与大众的对立改写为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对立，把结构性的对抗翻译成文化性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处理危机的典型手法。

　　三、历史序列中的自我消耗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在创造生产力上的巨大历史功绩。问题在于，这种“高歌猛进”始终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实现的。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曾指出：“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2026年的欧洲，正是这句话的经验注脚，AI和自动化提高了资本的生产效率，却同时制造了就业的不安全感；金融工具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却把住房推向普通人无法承受的价格；市场一体化深化了资本的自由，却让公共服务在财政紧缩中持续退化。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紧张越加剧，不是因为技术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技术进步的果实被一个越来越窄的占有结构所截取，而技术进步的成本——失业、生活成本上升、公共服务退化却被社会化和下沉化。

　　把法国骚乱放回序列中看，这一点尤为清楚。2005年的骚乱蔓延近300个城镇，全程被焚车辆近万辆；2023年“六月骚乱”中，17岁北非裔少年被警察射杀，仅7月1日一晚就有871起火灾、577辆汽车被毁，整场骚乱被焚车辆数以千计，损失超过10亿欧元；2026年，则是55万人上街与市政厅的坍塌。三次事件的导火索各不相同——警察暴力、移民融入失败、燃油价格与财政紧缩，但深层逻辑的高度重复性本身，就说明这些导火索只是同一个结构性病灶在不同条件下的“出口”。

　　而曾经作为矛盾消化装置的福利国家，也有其历史条件：持续的增长、年轻的人口结构、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的间接让步。三者同时松动时，福利国家便从“稳定器”变成“财政黑洞”。法国2026年第二季度公共债务达3.5955万亿欧元，占GDP的119%，创1946年以来最高，偿债成本已超过教育或国防支出，成为政府最大的单项支出；2027年预算草案提出540亿欧元财政整顿，把赤字率从5.4%压向5.0%。这在会计上是负责任的，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有评论精准地捕捉了这种夹击结构，法国“夹在两股力量之间”，一边是要求增加投入的街头，一边是做空国债的债券市场“惩戒者”。资本逻辑在这里呈现出最赤裸的形态，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同时要向两个主人负责，而这两个主人的要求在结构上不可调和。当财政国家既不能通过增长做大蛋糕，又不被允许向资本利得开刀，它就只能向福利和公共服务开刀；而当它这样做时，便亲手拆掉了自己仅存的合法性脚手架。当一个制度无法把生产力增长转化为社会凝聚，而只能把矛盾周期性地驱赶到街头，它便已经在以一种自我消耗的方式，证明自身历史合理性的流失。

　　四、结构性悖论与历史界限

　　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十二天，但《国际歌》从它的废墟中升起，成为“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共同旋律。2026年利摩日市政厅的火焰当然不是巴黎公社的续篇，愤怒的群众没有统一的纲领，没有夺权的意图，其诉求停留在购买力、住房和公共服务上。但历史唯物主义从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作为判断历史意义的最终尺度。恩格斯在分析历史合力时早已指出，无数个体意志的冲突所产生的结果，并不等同于任何一个人的意愿。街头的直接诉求是防御性的——保住一份工作、一间住得起的房子、一所不会倒塌的学校，但防御性斗争在结构性危机深化的条件下，会反复撞上那个它试图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生产力如此发达的社会，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提供不了？

　　这正是2026年骚乱所呈现的深刻悖论。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供应链、数据网络、能源系统、知识生产，无一不是全球协作的产物；另一方面，占有和决策的权力却仍然集中在私人资本寡头和国家竞争机器手中。这种“社会化生产——私人占有”的张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期可以通过殖民扩张、福利国家妥协和金融化缓冲来暂时缓解，但当财政空间耗尽、技术替代加速、国际竞争收紧时，缓冲的余地便迅速收窄。资本主义的外壳之所以显得越来越紧，不是因为它不够高效，而恰恰是因为它在生产上太过高效，以至于无法再把这种高效所创造的社会性成果容纳在私人占有的框架之内。

　　大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来不是道德乌托邦，而是被理解为在生产社会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重新使占有方式与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历史运动。2026年欧洲街头的愤怒，就其直接形式而言仍是防御性的，人们要求更低的物价、更好的学校、可负担的住房、稳定的工作。但当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民众在同一时间以相似的方式面对相似的结构性拒绝时，个别诉求与制度总体之间的中介便开始显影。人们未必在口号中写出“另一个制度是可能的”，但他们的行动已经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提出了那个问题：为什么生产力如此发达的社会，却无法让其成员获得有尊严的、可预期的生活？这个问题一旦被反复提出而无法在现有框架内得到回答，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那个并非宿命论日期、而是结构性趋势的不可持续性，就从抽象的理论变成了可以被感知的现实压力。

　　五、既不廉价乐观，也不简单归因

　　我们常说资本主义走向没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并不是说它明天就会消失，也不是说它不再具有任何自我调整的能力。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过一句极为审慎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仍然在释放生产力，仍然在通过技术迭代和空间重组推迟危机的总爆发。但2026年欧洲的“热秋”所揭示的，是这种释放正在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上运行，每一次增长都伴随着更深的贫富分化，每一次技术跃迁都伴随着更广的排斥，每一次财政调整都以公共服务和底层民众的承受力为代价。当一种制度只能以不断制造社会爆炸的方式来维持自身运转时，它的没落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被预言的未来，而是一个已经在当下反复发生的、可以被经验到的过程。

　　同样需要拒绝的，是另一种廉价的判断，即把这些骚乱仅仅归因于民粹煽动或治理不善。把利摩日的火光直接读作新社会的曙光，是一种廉价的乐观，历史唯物主义不提供这种安慰；但把它们仅仅读作治安事件，同样错过了它们真正昭示的东西。资本主义不是被某一场骚乱推翻的，但每一场骚乱都在消耗它关于自身永恒性的叙事，它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利摩日火光中，逐渐失去让人相信它值得延续的理由。

　　混沌之中，曙光并不自动到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从来不是自动实现的钟表，而是通过人的行动、组织和选择来开辟的道路。2026年欧洲街头的愤怒如果停留于情绪宣泄，它可能被镇压、被收编、被消费；但如果它能够在结构性的层面被理解和转化，它就将如马克思所说，使“新社会的光辉先驱”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物质形式。新社会形态，总是在旧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已经无法在旧形式内部继续容纳时，才被历史提上日程。旧制度在自身成就的重压下走向它的历史边界，而越过边界的道路，只能由那些拒绝把生产力高歌猛进与社会普遍紧张之间的悖论当作永恒自然规律的人来开辟。

　　（作者：彭水周；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