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何以惧鲁迅，何以念鲁迅

　　鲁迅同志九十周年忌辰，格外的静悄悄。

　　几乎没有一家省市级的地方政府为他举行任何公开盛大的纪念活动。

　　也许有人会质疑：鲁迅并非我党党员，怎可称“同志”？更非我党昔日领导干部，又何须举办大型铭悼？

　　然而，就在整整八十九年前，即鲁迅逝世一年后的1937年10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震古烁今的演讲《论鲁迅》，其中明确说道：

　　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此后，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将鲁迅定位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称其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的案例在应证着一个颠簸不破的史实真理：有的人虽然身子入了党，心却从未属于共产主义；有的人虽然一生未入党槛，身心却早已交予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如鲁迅本人所语：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纪念鲁迅同志，或许也恰恰是为何许多人已然格外忌惮提及这位笔墨战士的缘由。

　　1

　　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败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周福清科举入仕，官至内阁中书，后因科场行贿案入狱，父亲周伯宜又重病缠身，周家迅速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

　　童年经历，是鲁迅一生底层立场与批判精神的起点。

　　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直白地写下这段体验：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所谓“世人的真面目”，就是封建等级社会的世态炎凉：家族兴盛时，人人攀附奉承；家族败落时，亲戚、族人、街坊邻居纷纷露出势利、冷漠甚至落井下石的面目。

　　少年鲁迅频繁出入当铺与药店，“在侮蔑里接了钱”，早早看清了这套礼教秩序下的虚伪与残酷——人人嘴上讲仁义道德，心里全是糟粕等级与势利利害。

　　这让他从骨子里不信任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温情脉脉”的所谓“传统伦理秩序”，也让他天然地对被侮辱、被损害者抱有同情。

　　其“硬骨头”，首先就是从拒绝这套虚伪的封建伦理、拒绝向势利的世俗秩序低头开始的。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

　　当时正值清末，留日学生中弥漫着各种爱国思潮，既有革命派的排满复汉，也有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还有不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鲁迅很快就对两种现象感到失望。

　　一部分留学生沉迷于狭隘的种族复仇，把“爱国”简化成排满、喊口号，却不肯做扎实的思想启蒙工作；另一部分留学生则浑身带着封建士大夫的奴性，摆架子、讲排场、巴结官场，骨子里还是想回国做官、跻身统治阶层。

　　他后来在《藤野先生》里回忆过课堂上的幻灯片事件，这段应耳熟能详，此处不赘——但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对国民性问题有了痛感：1903年，他在《浙江潮》上发表《斯巴达之魂》，借古希腊斯巴达战士为国战死的故事，呼唤真正的尚武精神与牺牲精神，讽刺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懦弱与虚伪：

　　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而独不见乎斯巴达之魂，磅礴郁积，淋漓悲壮，即令今日，犹足使懦夫立而贪夫廉也。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推崇的斯巴达精神，绝非后来法西斯式的极端民族主义，而是“为民众、为共同体而战”的品格；他批判的，是那种嘴上喊爱国、实则贪生怕死、只为个人功名利禄的虚伪士人。

　　自彼时起，他就已经在区分“真爱国主义”与“伪爱国主义”。

　　2

　　短短四年之后，鲁迅写成长篇文论《摩罗诗力说》。

　　这是他早期最重要的思想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篇系统推崇浪漫主义反抗精神的文章。

　　“摩罗”，就是佛教里的魔鬼，鲁迅把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这些反抗专制、呼唤自由的诗人称为“摩罗诗人”，即“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

　　该篇文中，鲁迅猛烈批判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宣扬的“平和”“中庸”“不撄人心”的教化：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

　　这应是鲁迅第一次系统性成文痛陈封建既得利益群体的面目——顶层统治者最希望的，就是民众不被触动、没有反抗精神、安于现状。如若谁要是唤醒民众、鼓动反抗，统治者就会全力扼杀他……因为，只有民众永远麻木、顺从，统治者的王位才能千秋万代。

　　而所谓的“爱国”“礼教”“伦理”，本质上都是用来“不撄人心”的工具——让民众安心做奴隶，不要有非分之想。

　　这篇文章成为一座厚重基石，压舵着此后近三十年鲁迅的刀锋所指。

　　同年，秋瑾回国起义，失败后悲壮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鲁迅对秋瑾的牺牲充满敬意，但也痛感亿万底层民众的麻木：革命者为民众流血，民众却只是看热闹、甚至骂革命者是“乱党”……

　　这更坚定其自我判断：没有国民精神的觉醒，再多的流血牺牲，也换不来真正的进步。

　　两年后，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再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光复。

　　鲁迅曾一度满怀希望，主动参与迎接革命军、组织讲演……

　　但很快，他就失望了：所谓光复，不过是旧官僚换了一块革命的牌子，知县换个名字叫县长，衙门还是那个衙门，压迫还是那种压迫。

　　他后来在《自选集·自序》里总结这段经历：

　　我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这与《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主席论述堪称异曲同工：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里，用铁屋子的比喻悲愤回答了时代之问：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一声惊雷，彻底反封建的大业终于到来——历史来到了1919年。

　　3

　　五四是年，震动东方文史的《孔乙己》正式问世。

　　个人以为，这是鲁迅短篇小说的巅峰，也是对封建等级制度与科举洗脑最精准的解剖。

　　孔乙己是一个没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穷困潦倒，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不肯放下读书人的架子，满口之乎者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他当然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失败者，可实际上，他更这套驭人制度的受害者。

　　统治阶级用“学而优则仕”的神话，给千千万万的底层贫家读书人画了一张大饼：好好读书，就能做官、就能跻身统治阶级。

　　绝大多数小镇做题家又都像孔乙己一样，考不上功名，却被这套价值观洗了脑：看不起劳动人民，不肯靠力气吃饭，最后沦落到偷东西被打断腿，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消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酒馆里的看客：短衣帮的底层劳工，自己也是被压迫者，却以嘲笑孔乙己为乐……

　　他们和孔乙己一样，都是等级制度的受害者，竟然反在嘲笑更弱者的过程中，获得了虚幻的优越感。

　　这就是统治阶级最阴险的地方：用等级秩序把民众分成三六九等，让底层民众互相歧视、互相伤害，从而忘记自己共同的被压迫处境。

　　鲁迅的笔触没有丝毫痛骂孔乙己懒惰迂腐，其墨似泪，更多是悲悯与叹息。

　　他所著述的，是一个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毁掉的人：一辈子相信科举、相信礼教、相信等级秩序，最后被这套秩序吃掉，连死亡都没人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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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轻飘飘的一句话，藏着最沉重的悲凉：一个被洗脑、被教育、被驾驭、被束缚的底层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没有人在乎，甚至没有人记得。

　　两年后，鲁迅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中篇小说《阿Q正传》——这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最伟大的国民性批判文本，也是对某种“被操控的伪爱国主义者”最为经典且深刻的文学塑造。

　　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仅此墨书一语，已足够将鲁迅推上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的塔尖。

　　阿Q最核心的特征，就是“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就说“儿子打老子”，心里就平衡了；被人欺负了，就自己打自己两个嘴巴，仿佛打的是别人，也就胜利了；穷得叮当响，却觉得“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很多后人评说，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劣根性，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但鲁迅写精神胜利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底层人之蠢——他写的是：精神胜利法，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给底层民众准备的精神鸦片。

　　底层民众确实被太多的愚昧与“不自知”所包裹，但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反动的统治集团打造的“盛世图景”。

　　看那阿Q，总爱欺负比他更弱的人，调戏小尼姑，欺负小D……

　　因为在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他能找到当强者的快感——这，也是被驯化的底层民众的典型特征：不敢反抗强者，只会欺负更弱者。

　　至于未庄的其他人，同样爱看阿Q的笑话。

　　阿Q被打、被欺负、被游街、被枪毙，大家都围过来看热闹，评头论足……

　　小说结尾，阿Q被枪毙，游街示众，围观的人很多：

　　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如是心理，从清末的幻灯片，到阿Q的枪毙，再到后来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了一辈子。

　　他知道，只要民众还是麻木的看客，只要被压迫者还是互相伤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就永远不会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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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925年，杂文《灯下漫笔》出炉。

　　该书为鲁迅历史观与爱国观逐步集中化表达的犀利之作，针针见血的解构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了几千年的“盛世叙事”与“爱国叙事”，戳破了百年前“太平盛世”背后的奴隶本质。

　　鲁迅从自己兑换银元的一件小事说起：钞票贬值，自己打折把银元换成了现银，拿到沉甸甸的银元，心里反而踏实了，甚至很高兴。

　　然后，他则突然想到：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接着，他抛出了石破天惊的历史论断：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对此，鲁迅毫无保留的抨击并呐喊：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同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学潮，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专制管理，北洋政府教育部站在校长一边，下令解散女师大，还派警察殴打学生……

　　鲁迅当时在女师大兼课，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为此，他和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帮闲文人展开了激烈论战——陈西滢等人打着所谓“公理”“正义”的维稳旗号，站在当局一边，污蔑学生“闹事”“不守规矩”，说学生“被人利用”。

　　鲁迅愤然写下《忽然想到》《“公理”的把戏》《并非闲话》等一系列杂文，痛斥这些帮闲文人的虚伪，揭露他们充当当局喉舌的肉喇叭本质。

　　因为支持学潮，鲁迅被教育部免职。

　　可他没有妥协，反把教育总长章士钊告上了法庭，最终胜诉，恢复职务。

　　此乃鲁迅第一次和北洋政府官方正面冲突。

　　作为名义上的“体制内一员”，他明明可以明哲保身、安安分分做他的教育部佥事，但他偏不，偏要站在弱势一方，绝不妥协的同当权者硬刚到底。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反对八国联军最后通牒，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政府竟然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其中，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都在惨案中遇难。

　　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倒打一耙，污蔑请愿学生是“暴徒”“赤化分子”，说他们“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而陈西滢等帮闲文人，也跟着当局一起，说学生“受人利用”“自蹈死地”。

　　鲁迅当时正在生病，听到消息后，悲愤到了极点。

　　他不顾自己可能被通缉的危险，连续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一系列文章，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猛烈的声讨：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4月1日，鲁迅写下注定载入史册的千古名篇《记念刘和珍君》：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惨案之后，有人说，不要太激进，要“费厄泼赖”（fair play，公平竞技），要宽容，要给失败者留余地……

　　针对这种论调，鲁迅再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著名主张：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斗争哲学跃纸，鲁迅已然无愧“同志”一谓。

　　5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大任教。

　　离开北京，既是因为惨案后的政治压迫，也是因为他想换个环境整理思想。

　　在厦门的半年里，他写下了《朝花夕拾》里的大部分回忆散文，也写下了《写在<坟>后面》等重要杂文。

　　表面上是回忆旧事，实际上是对自己前半生思想的清算与总结。

　　《朝花夕拾》绝不是什么单纯的“童年回忆”，每一篇都带有鲜明的批判封建的锋芒——《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批判封建私塾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抑；《五猖会》，批判封建父权对儿童心理的摧残；《无常》《女吊》，借民间鬼神故事，讽刺人间的不公与虚伪……

　　这些回忆，本质上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驯化体系的回望式清算。

　　鲁迅从自己的童年体验出发，告诉同胞读者：这套礼教、这套教育、这套伦理，从根上就是坏的，就是要把人教成顺从的奴隶。

　　收入《朝花夕拾》的《二十四孝图》个人观感最为典型。

　　该篇写的是鲁迅童年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墨锋内核直指封建孝道——这套统治阶级最基础的洗脑工具。

　　《二十四孝图》是封建时代最流行的儿童启蒙读物，用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给孩子灌输孝道伦理。

　　鲁迅追忆，自己小时候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还很高兴，觉得都是古人的美德故事；但读完之后，反而吓得不轻，彻底打消了做孝子的念头。

　　最让他恐惧的是“郭巨埋儿”：郭巨家里穷，养不起母亲和儿子，就决定把儿子活埋掉，省下粮食给母亲吃。挖坑挖到一半，挖出了一坛黄金，说是上天赏赐给孝子的。

　　对此，鲁迅不由重新思索：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封建孝道的残酷本质昭然若揭。

　　为了维护父权权威，可以牺牲后代子嗣的生命，可以泯灭基本的人性——统治阶级大力宣扬这套东西，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家庭伦理，而是要从儿童时期开始，就给人植入绝对服从的观念：在家服从父亲，在国服从君主。

　　孝，自古便是忠的基础，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

　　如是逻辑，阶级内核就是把家庭变成独裁统治的训练所，让每个人从小学会顺从、学会牺牲、学会接受等级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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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同那两年之前发表的《祝福》，无疑殊途同归之巅峰书作，均是鲁迅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最全面的呈现。

　　《祝福》主人公祥林嫂，是一个底层农村寡妇。她死了丈夫，逃到鲁镇做工，勤劳能干，本可以安稳过日子；但婆婆强行把她抓走，卖到山里给人做媳妇，换钱给小儿子娶亲；之后她第二次死了丈夫，儿子又被狼叼走，走投无路，再回到鲁镇。

　　这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嫌弃她、鄙视她，说她是“不干不净”的寡妇，祭祀的时候不让她沾手，怕她玷污了祖宗……

　　柳妈这种同样底层的女佣，还劝她去庙里捐一条门槛，当做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掉自己的“罪名”。

　　祥林嫂把所有积蓄都拿去捐了门槛，以为这样就能“赎罪”，就能重新做人；但冬至祭祖的时候，主人家还是不让她碰祭品。

　　她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精神彻底崩溃，最后沦为乞丐，在大年夜的祝福声里，冻死街头。

　　《祝福》的深刻之处在于：害死祥林嫂的，不是某一个坏人，而是一整套完整的统治秩序与意识形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捆死了底层女性。

　　而参与压迫她的，更是远远不只鲁四老爷这种地主乡绅，还有柳妈这种和她一样的底层劳动妇女。

　　柳妈自己也是被压迫者，却被封建礼教彻底洗脑，真心实意地相信祥林嫂有罪，真心实意地劝她去赎罪。

　　此乃纲常儒教意识形态洗脑的可怕之处：它使得被压迫者内化了压迫者的价值观，真心觉得自己有罪，甚至主动帮着压迫者去压迫和自己一样的人。

　　鲁迅写柳妈，就是在写那些被统治阶级洗脑、主动维护压迫秩序的底层“基本盘”——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被驯化了，但他们的麻木与盲从，恰恰是统治秩序最稳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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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

　　1927年4月10日，也就是四一二政变前两天，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广州各界一片庆祝。

　　然而，鲁迅却在当天的《国民新闻》上发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给狂热的庆祝浇了一盆冷水：

　　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果然，两天之后，四一二政变爆发。

　　对于统治阶层的预判，与三年后《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述，是一脉相承的冷峻审视：

　　“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试问浩浩汤汤百年，今人何以不惧鲁迅？

　　1934年的《隔膜》中，鲁迅讲了一个清朝的故事：

　　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

　　鲁迅既颇具幽默又十足尖锐的点明：一个普通读书人，给皇帝上书提建议，觉得自己一片忠心，皇帝肯定会赏识他。结果皇帝看了，说你一个小民也配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直接把他杀了……这个读书人，就是犯了“隔膜”的毛病：他以为皇帝是爱民的，是愿意听真话的，只要你忠心耿耿，就能得到赏识。但实际上，皇帝和老百姓，根本不是一家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就是阶级史观。

　　也就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阶级，永远是人的第一性。

　　彼时，胡秋原、苏汶等人曾自称所谓“第三种人”，说自己既不站在国民党一边，也不站在左翼一边，追求所谓“自由的文艺”“超阶级的文艺”…

　　对此，鲁迅写下《论“第三种人”》，迅速戳破了这种虚伪的论调：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也就是他在严辞批判极端民族主义与伪爱国主义——即实为真驭民术、愚民术的军阀统治嘴脸时所指：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

　　1936年9月，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写下了《死》。

　　是文，实相当于遗嘱。

　　其中一条，令很多人震惊：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鲁迅最后的态度，也是他一生阶级硬骨头的最终总结。

　　1940年，毛主席激荡挥毫：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

　　为什么今人恐惧谈论鲁迅、回忆鲁迅、剖析鲁迅？

　　甚至，在诸多官方的文字里更是早已将鲁迅的政治底色和史书姿态阉割化、解构化、神像化、逆折化？

　　究其深层次原因，也许在于鲁迅其人身上的某种“终身不正能量”罢了。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鲁迅始终是一块最硬的阶级骨头——他一生不依附任何权贵集团，不接受任何统治阶级的招安，在北洋军阀的通缉令、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文化围剿中，始终以笔为刀，站在被压迫的底层民众一边，向一切等级制度、礼教枷锁、独裁暴力与虚伪意识形态发起永不妥协的进攻。

　　与此同时，鲁迅终其一生都是军阀与国民党政权“伪爱国主义”最坚定的揭露者。

　　他从不唱空洞的爱国高调，更拒绝以所谓“国家至上”“民族大义”“以大局为重”等政客洗脑术为案，去同流合污以底层民众心甘情愿地充当统治阶级的战争耗材与压迫工具。

　　恰如在面对北洋军阀麾下的守旧势力打着“爱国”“保存国粹”的旗号反对新文化运动、给所有批评中国弊端或主张改革的人扣“卖国”“洋奴”帽子时，竭力讥讽这种“爱国的自大”其本质是一种愚民术——北洋政府煽动盲目排外情绪、制造极端民族主义情怀，目的是抗拒变革、维护旧的统治秩序，让民众永远活在愚昧与自大之中——之强韧批驳：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

　　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

　　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毫无异议，鲁迅就是近代中国那一群看透了封建统治者与独裁政权惯用伎俩的仁士之一。

　　一生雄篇万墨，却从未给任何时代唱过“正能量”的赞歌……

　　从晚清到民国，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独裁统治，他始终在揭露黑暗、批判麻木、戳破幻象……

　　回问今世，何以至此惧鲁迅，又何以假意念鲁迅？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