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十周年

　　九十年前的今天，鲁迅先生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逝世。

　　“于无声处听惊雷”，出自他1934年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时万千穷苦人民饥寒交迫，反动派迫害正紧，万籁俱寂，他却在这死寂里听见了人民群众奋起反抗的春声。无声不是没有声音，是声音被压住、被忽略、被调成静音；惊雷也不是嗓门大，是清醒者听见了沉默底下正在积聚的力量。

　　从看客到听雷者

　　鲁迅不是天生的战士。1902年他赴日本学医，相信医学能强国人的体魄。直到看见中国人麻木地围观同胞被杀，他才明白，身体再强壮，精神跪着，依旧是看客。他弃医从文，理由说得平静：“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要推文艺。”（《呐喊·自序》）

　　这一转身不是浪漫，是决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依据何在？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里，鲁迅自己交了底：“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的笔不为权势代言，只为“足踏在地上”的人呐喊。

　　1918年《狂人日记》，五四文学革命第一声春雷。狂人翻开历史，“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925年《灯下漫笔》又深一层：“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了。”“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文章最后呼吁青年：扫荡食人者，掀掉筵席，毁坏厨房。

　　今天的筵席撤了吗？换了桌布，换了菜单。看客不再麻木地站着，而是熟练地滑动屏幕。算法推荐是新的“一级一级制驭”，流量分配是新的“人肉筵席”。你在热搜前愤怒三分钟，然后滑向下一条视频。你以为在围观，其实在被围观、被计算、被收割。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更苦痛的是，梦醒了，路在脚下，你选择继续闭眼。

　　他笔下的人物，还“活”着

　　九十年过去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依然活着。

　　阿Q还活着。精神胜利法换了包装：被领导骂了，安慰自己“这是锻炼”；工资三年不涨，劝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见别人倒霉，心里先松一口气“还好不是我”。阿Q当年挨了打，说一句“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今天发一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完成了同一种心理按摩。更可怕的是阿Q欺软怕硬那一面——见了“赵太爷”们腰弯得比谁都快，转身对“小D”们又凶得不行。职场里媚上欺下的人，网上逮住比自己更弱的人往死里骂的人，哪一个身上没有阿Q的影子？

　　孔乙己也还活着。穿着长衫站着喝酒，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身份的破袍子。今天的长衫换了名字：叫“学历”，叫“编制”，叫“体面”。鲁迅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今天多少人也是“穿着长衫而找不到座的人”——放不下身段，弯不下腰，最后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

　　祥林嫂也还活着。她反复讲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起初有人听，后来人们听烦了，一见她就躲。今天的祥林嫂在短视频里哭，在直播间里卖惨，在评论区里反复诉说自己的不幸。可流量比鲁镇的邻居更无情——邻居还只是躲，流量是榨干了就走，连一声叹息都不留。我们一边消费别人的苦难，一边嫌别人的苦难太吵。

　　闰土也还活着。少年时月光下刺猹的灵动少年，中年后一声“老爷”把人与人的墙砌得严严实实。今天多少人在酒桌上叫“哥”叫“总”，转过身连对方真名都不知道；多少人把“领导”叫得比亲戚还亲，回了家对父母连句软话都没有。阶层固化的不只是收入，是那一声“老爷”背后的精神跪姿。

　　华老栓也还活着。他拿着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不知道那血是谁的，也不想知道。今天的“人血馒头”是热搜上的悲剧、是灾难现场的直播、是别人家的塌房。一边刷一边感叹“太惨了”，刷完继续吃外卖。鲁迅写那些看客“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今天的看客脖子不用伸了，手指一滑就行，可种“与我无关”的麻木，一点没变。

　　雷从韧处起

　　鲁迅的硬，不是匹夫之勇。毛主席在《论鲁迅》的演讲中说：“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斗争策略，核心是一个“韧”字。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提出“痛打落水狗”：“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对敌人的任何慈悲都是“纵恶”。这种态度，既反对“赤膊上阵”的盲目冲动，也反对中途妥协的软弱动摇。

　　他不常作诗，提笔多是绝唱。留日时写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与清王朝决裂的誓言。1931年《赠邬其山》：“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二十八字，把达官贵人的骄奢、凶残、狡诈、媚外，剥得干干净净。1936年《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更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核心成员杨铨惨遭国民党暗杀，此诗的悲愤达到极致。当时的国民党蓝衣社也把鲁迅列入暗杀名单，因而，鲁迅出门竟连钥匙也不带，以示牺牲的决心，其诗其行，可昭日月！

　　于无声处听惊雷，不是教人躲在安全处听响动，是教人在死寂里保持听觉，在围剿中保持定力。今天青年面对“内卷”与“躺平”的二元叙事，鲁迅给出的其实是第三条路：壕堑战。不赤膊上阵，也不中途缴械；认清限制，在限制里凿一个孔；不盲目牺牲，但也不放弃“做一点是一点”。

　　横站之姿

　　对敌人硬，不难，难的是对自己阵营说“不”。

　　左联后期，周扬、夏衍等人决定解散左联，转而在新的文艺家协会中开展工作。鲁迅坚决反对，他认为左联一旦解散，“我们在新的组织里就没有核心”。当夏衍转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面就是核心”时，鲁迅冷冷回应：“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茅盾心知肚明：“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这种不信任，源于左联运行机制的根本冲突。作为名义上的“盟主”，鲁迅并未入党，他对左联有着与党组织不同的期望，更注重文学启蒙的广泛性和独立性。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他逐渐被边缘化：1934年底的左联工作年度总结，竟未向鲁迅通报；左联的许多工作“既不向鲁迅请示，也不向鲁迅报告了”。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感叹：“你听说去年左联内部有纠纷吗？……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

　　他最终意识到一个深刻的悖论：他曾希望通过左联这一组织“改造文人的性质”，但左联的科层化运作却反过来挤压了独立思考和文学本位的空间。他失望地写道：“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

　　鲁迅的“硬”，是在革命阵营内部也保持独立判断、敢于说“不”的品格。他不因对方“也是革命者”就放弃原则，也不因被边缘化就随声附和。这种“内部之硬”，比对外斗争更见精神境界。形式主义、表态文化的本质，是软骨头。一个组织如果听不见内部清醒的“不”，迟早会被外部的“雷”震醒。

　　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的硬，归根到底是“立人”。留日时期《文化偏至论》提出一生命题：“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他对“众数”的警惕同样锋利：中国的问题在于“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盲动冒险、无独立思考的“英雄”，比沉默的群众更可怕。《摩罗诗力说》推崇“摩罗诗派”“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心声者，离伪诈者也”，敢说“不好听但真实”的话，不随俗俯仰。《破恶声论》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既不自卑也不自大，在比较中确立自我。民族气节“硬”而不“僵”，根子在这里。

　　在《忽然想到》中，他痛陈：“他们是要我死，我却不能死，我还要活下去，还要做事情。”这种在围剿与迫害中坚守不屈不挠的节气，正是毛主席所赞颂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品格。他在《好政府主义》中强调，被压迫者的“叫喊”本身就有价值，“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

　　鲁迅从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逝世前，便是以一个战士的光辉形象闯入人们的视野。其战斗之久，精神之韧，在同辈文人中无人可与之比肩。新文化运动涌现出许多文艺战士，随着运动的发展，时局的逆转，许多文人只是昙花一现，怯阵腥风，销声匿迹了。而鲁迅的思想却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勇敢，在鲁迅身上，体现了学者与战士这两种品格的完美统一。

　　鲁迅在战斗的道路上经历过痛苦与振奋，十月革命、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对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总是用批判的眼光对待自己思想上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刻苦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必定促使他向着客观真理前进，从一个进化论者到阶级论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先生的精神与日月同辉，随山河永在！

　　【文/付欣宇，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红旗守卫者”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