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学术不应该只像是雨后彩虹

　　延安大学一副教授因畸形考核制度选择投湖自尽，以死明志。

　　个人以为，志是明了，但不值得，更不能推崇。

　　事发后，有关方面据说正在调查。

　　但据我观察，无论出现什么结果，都不可能对教育评价产生任何积极作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死亡绝不可能治好一个畸形的、普遍的、带有长期性和利益性的重病。

　　白老师有讲事实，有举报各类违规现象，笔者不敢肯定他所讲全部属实，但敢肯定他见到的是许多人都能见到的，亦是许多人假装永远也看不到的。对他反映的问题本身我基本上已经不太重视，因为该重视的人愿意去重视才是有用的重视，这种重视非一般人所能有。

　　高校要不要考核？当然要。不考核，大家都会混日子。

　　但是，你要考核，就得硬考，不要假考，不要滥考，如果有群体性水货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得不正当利益，就会触发更多人继续挤向这条歪路。有真本事的人，教学搞得让大家都承认他水平高的人，科研搞得真能出实际有用成果或真有原始理论创新的人，给他们任何待遇都不会引起非议。

　　考核的错，不是指标定错了，是滥用指标触发了造假猖獗和学术信任危机。

　　中国教育界搞出来的几十年假大空繁荣兴盛评价机制确实已经病入膏肓，没有革命性手段，没有铁血型人物，断无法根治病根。

　　论文，科研项目，教改项目，专利，成果，奖项，著作，七项评价指标，样样都很重要，样样都可以考核教师，只要真实，必定具有相当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大学不是中小学，确实需要学术性考核指标。

　　实际执行起来，人为因素掺杂太多，七项指标，已经慢慢演变成高校学术评价的雨后彩虹七色光，你拿到其中任何一项，都意味着你当年在学术上有一定贡献，至于这些“学术”的真实性和含金量并不特别重要，尤其是在科研水平不高的院校表现尤甚。

　　论文，全世界都认这个东西，你在教学上有些新思维，然后用论文形式让更多人看到，你在科研上有新突破，然后用论文形式分享给同行，都属于积极行为。只不过，中国人一搞起这个东西来就不讲规矩和道德，就像市场中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泛滥。国内论文很多，有高水平的，但更多是低水平重复。有些人，看起来特能写，产量极高，像论文机器一样批量产出，外界感觉他们神通广大，内行却未必真心佩服他，本来就只有一次小创新，写几篇足够，为了名利，他们可以用玩橡皮泥的方法捏出许多文章。一个院士，一辈子写了4000多篇论文，这难道不带坏整个学术界？

　　怎么判断中国论文的大致健康状况？即使你是外行，要做个基本判断也不难。如果一个人年年大批量生产论文，你就可以认定他水平不可能真那么高，因为它违背了科学规律，人类科学史上从未出现过年年能高产出高水平论文的科学家，一位也没出现过，越知名的科学家，精品论文越少。假若大学里到处是高产大咖，它就真不了，不用怀疑这个结论。有些论文，即使发表的刊物看似很高端，即使影响因子很高，都不是你选择完全相信的理由，因为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举世无双。

　　科研项目，无论横向还是纵向，要拿到有分量的立项，说实话，都不容易，因为中国太大，竞争者太多，关系学还夹杂在内，最终能拿到手的人在智力上是不低的，这必须承认。然而，并不是说拿到了硬核项目，就能做出硬核学术成就，这两者不构成一一对应，甚至超九成比例不构成相关性。换句话讲，九成人拿到经费，也就是花光经费，做一些无学术创新性结果的科研。我这样讲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些误会，认为我对科学研究者有不尊重之嫌。其实不是这样，科研，本身有风险，本身有不确定性，大多数人搞不出成果很正常，它完全符合人类本性，人人都能出科研成果，反倒是不正常现象，中国学术界的不正常不是不出成果，而是人人都能出成果。拿了经费做科研，搞不出成果，并不意味着都是浪费，因为在花钱研究过程中，老师能培养许多学生学会做研究，对年轻人的能力培养就是成果之一。我还有个想法：如果全世界所有做科研的人都能搞出新成果，这个世界会灭亡更快，而不是反之。

　　专利，这个东西就更假，浮夸风也更大。近些年，国家强调专利转化，这本身是对的，符合实用性要求。然而，中国人还是太聪明，一旦以转化为评判标准，能人立马就学会了“转化”，你企业不愿意转化，自己想办法“转化”，自己出钱转，朋友出钱转，总之搞个转化的程序不难。曾经听说某教授的专利转化折价过亿，个人从中所得现金丰厚。后来，在饭局上碰到他，问起这个事，他说哪能拿到什么钱，也就是“办成了个事”。

　　教改项目，已经越发地看不下去了，以前，规模大的学校一年也就审批几十个教改项目，现在，每年都得批复几百个项目，往省里推荐的项目比以前校级项目还多，省级评奖，以前是一等奖为最高，现在必须搞特等奖，因为一等奖人数太多。每个单位都感觉自己在进步，因为每年的奖数在变多。殊不知，这个奖的多与少是人为设置出来的，不是高校教学就真的突飞猛进。相反，学生不上课，学生不愿意听课，学生不抬头望老师，学生挂科，比以前更严重，师生之间的不对称矛盾比以前更复杂。一边是老师成果的巨量跃进，一边是老师无法匹配学生对教学要求的进化。

　　成果和奖项，这里面的操作或许就更深奥，有本事的人，成果自然是有的，该获奖的人，也自然应该获奖。但是，如果成果多到国家级每年都要发几百项的程度，这必属荣誉滥发现象，外国人肯定不这么干。比如说，自然科学奖在中国被吹得最高，说是对原始理论创新的认可。一个上海市每年要发几十项自然科学奖，都是原始创新，全国得发多少项原始理论创新奖？你相信中国人真有这么厉害？我肯定不信。再比如教学成果，越大的奖越不真实，基本不教学的人基本占据了大奖中的大头。这里用了“基本”二字，说明个别拿大奖的人确实搞了教学，其它占多数的未必教出了水准。“不正常”才是评奖中的“正常”，因为你按正常程序把正常教学新理念和新方法报上去参评基本很难拿到大奖。还有更可笑的创新，美术专业也有创新研究，你把大美人画得跟真人完全一模一样的美，那是艺术中最大的俗，你把人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才是艺术创新，可划为学术成果。

　　著作，很有点意思。教材，不停地换，不停由新人主导编写，编了一轮又一轮，然后又不停地取得新名誉，不停地获得国家级套封，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而获得职称与待遇。基础课教材，如果你在美国能找出三十个版本，在中国就可以找出三百个版本甚至三千个版本。教材这个东西还算好的，至少还能用到课堂。用于评职称的个人专著，高水平的肯定有不少，但注水著作占比更大，有人出书，总共只有两个读者，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出版社的校搞编辑，出书时也只印三本，因为评职称送审需要。

　　朋友们，列举了这七色学术，不是想完全否定指标的价值所在，只是想让大家思考学术的本源与归宿，本源必须真实，归宿必须有用于人类，两者都虚空，那就是雨后彩虹桥，七色看起来很美，其实瞬间就会消亡。

　　在大学工作，会很佩服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教学型老师和科研型老师，有真本事，就能打动人。当然，也能看清许多其实只有造彩虹桥本领的泡沫型人才。整个社会出现这种现象，问题不完全出在个人，问题出在一个时代过程与一个时代过程的导引者。

　　为什么这么多人爱造雨后学术彩虹？因为位子、票子和帽子的强大诱惑。

　　一个人，站在彩虹桥的一端，望着另一端的位子、票子和帽子，不只是看见有，而且还有很多，自己想想办法就能过桥占据其中一样或多样，有摸得着的好处，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造彩虹，造七色光中的一色或多色，桥上有点彩色形状，评委觉得这个桥基本可以过去，然后，那边的东西就有属于你的一部分。

　　太多人敢冒险造雨后彩虹，关键在于桥那边给了太多的位子、票子和帽子。据说哈佛大学数学系只有18位正教授，而中国任何一所985大学的数学或物理学院教授都不少于30位，多的超50位。这就是教授这个职称在局部领域比较烂了。帽子，中国就更多了，多到一般人都无法统计，有校级的，有省级的，有国家级的，每层内部还有细分的帽子，无论哪种帽子，拿到手了，都有相应待遇，随之还可能拥有大位子。可以认为，位子，票子，帽子，到了一定时候就是三位一体的关系。这样的环境下，你不想造雨后彩虹吗？想，非常想，哪怕这彩虹只是闪现一下，过桥了，便安全了，过桥了，便基本可以享受到终生，待遇不会随彩虹消失而消失，除非你玩大了玩到违法犯罪被抓。

　　白老师，也想过造雨后学术彩虹，但很困难，达不到要求，七色光无法闪现，他绝望了。白老师提出“皇帝新衣”，在他的学校，可能比较真实，但不能把整个学术界都归为“皇帝新衣”，高校里面还真有能制出漂亮新衣的学术大咖，很多人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在真实地为国为民服务，中国的科研成就有高校的贡献，这不是皇帝的新衣。

　　白老师，用极端方式回应了教育界的极端管理办法，不应该，不值得，不推崇。

　　高校评价，将走向何方？避免极端管理环境下的雨后学术彩虹，需要一场大讨论和大变革 。学术的正途应该是：让真正的彩色学术之光永放光芒，让过桥式的雨后学术彩虹永远渡不过对岸，让抢票子、抢帽子和抢位子不再成为投机学者的梦想，要让纯洁的学术追求者理所当然地获得人民赋予的应有待遇。

　　学校，不管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教育年轻人的地方，都是给被教育者人生初期定性的地方，水平低，可以慢慢改善，但这里如果成为集体造假和引导一代代人学会造假的地方，它的教育功能性疾病就会转化为全社会疾病。国家穷点不可怕，可怕的是国民集体处于病态。

　　承认白老师刺破的学术评价重病是基于对事实的客观认知。

　　肯定高校学术成果的部分真实性是基于国家事业进步的体验。

　　希望珍贵的生命能在高校砸出点水花，中国教育有畸形之处，外国教育应该也有，绝望永远不是正确心态。

　　写于2026年11月5日星期四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