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白保国“以死明志”落泪，孙玉良：某大学已腐败到“逼良为娼”

　　2026年10月，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白保国投湖自尽，终年54岁。他留下了一封绝笔信，把高校聘期考核中的横向科研经费与论文指标称作“延安大学‘皇帝新衣’”，并自陈因“始终拒绝穿戴”而走向绝路。一个教了三十年钢琴、作品上过央视、拿过全国高校原创音乐金奖的一线教师，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生命。人们在震惊与痛惜之余，不得不面对一个比个体悲剧更沉重的问题：是什么把一个不愿造假的人，逼到了只能以死来说“不”的境地。

　　白保国的绝笔信并不复杂，它指向的是一套运行已久、几乎人人心知肚明的“变通”机制。横向科研经费到账额度与论文发表数量被设为硬性考核指标，而在实际操作中，大量教师“自筹资金，通过合作公司转账至学校，再由学校财务渠道将资金回流至本人，配套不实账务材料完成横向经费任务”；论文则“自行出资付费发表”。白保国把这套操作称为“皇帝的新衣”，并写下了一句令人窒息的话：“这‘皇帝新衣’延安大学人人必穿！”。2025年9月，学校人事处告知他，因连续两个聘期“未完成考核”，面临降级或转聘。他在整改期间甚至自掏15万元“办理横向项目经费”、5万元用于发表论文，试图留存证据，但随即意识到“该操作本身属于违规弄虚作假”，在信中反复自问“我不能原谅自己”。他最终选择不参与，也不妥协。

　　延安大学的这种做法，有那么一点“逼良为娼”的味道，并最终逼死了不肯为“娼”的白保国老师。横向课题的本意是推动产学研合作，让高校的智力资源对接真实的社会需求。但延安大学显然走了邪道，当经费到账数额本身成为考核的终极尺度，流程的方向就反过来了：不是企业有真问题需要教师解决，而是教师需要一笔“看起来像横向经费”的钱来证明自己合格。操作的整个流程，没有真实的研究委托，只有一笔钱在教师、企业和学校之间走了一圈。一套本应衡量学术活力的指标，被异化成了一场以“合格”为目标的金钱游戏。

　　即便是弄虚作假，这样的机制对白保国这样的人也格外残忍。横向经费的获取难易，高度依赖学科属性。理工科教师相对容易将技术转化为企业合作项目，而文学、艺术学科的教师“很难让企业转化为经济收益”，申请横向课题的难度极高。白保国所在的钢琴教学岗位，核心职责是课堂教学、舞台展演和艺术人才培养，却在“一刀切”的考核中被要求完成一项与自身专业实践几乎无关的经费指标，而拒绝造假就是“不合格”。

　　白保国的“以死明志”之所以令人难以平静，在于它以最极端的方式揭示了一个悖论：一个把“不造假”当作底线的人，在一个默认造假才能过关的系统里，变成了没有出路的人。他在信中说得很清楚，如果按学校现实做法去完成指标，自己就会构成学术不端；如果拒绝，就要降级、转聘。他求的其实并不多，“以教学、艺术展演、人才培养实绩作为考核依据”，这是一个一线艺术教师最本分的诉求，却成了他生前无法抵达的公平。

　　白保国用他的死控诉延安大学制度性的肮脏，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气节”的道德课。我所说的“逼良为娼”，要害不在“娼”，而在“逼”。如果一种考核机制把诚实劳动排除在达标路径之外，把弄虚作假变成事实上的“合格标准”，那么它就已经偏离了大学考核本应具有的任何正当目的。陕西省教育厅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延安大学表示正在核实网传信件内容。调查应当回答的，不应只是绝笔信的真伪，更应该是那套“人人必穿”的机制存不存在，为什么存在，以及还有多少“不穿”的人在沉默中承受着代价。

　　一所大学的尊严，不在于它摊派了多少横向经费，而在于它是否还容得下一个只愿意好好教琴的人。白保国没有穿那件“皇帝的新衣”。现在，轮到活着的人来做决定：如何把“皇帝的新衣”从制度上彻底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