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万千网友替徽剑鸣不平？孙玉良：法律应惩奸除恶回应人民呼声

　　反诈博主“徽剑”吴恺遇害案的二审裁定公开后，舆论场上万千网友自发地出来替他的死鸣不平，呼吁严判凶手。甚至有律师呼吁连替凶手辩护的律师也枪毙。当然也有法律圈内的一些声音从容论证判凶手赵冰死缓判决“于法有据”，但绝大多数网友几乎是压倒性的不服：一个被人用百万赏金买命、被冒充警察跨省劫持、被钳子夹掉指甲、被踢晕后拿枯草一盖丢在荒山的人，判决凶手死缓天理难容。万千网友替“徽剑”鸣冤，鸣的不仅仅是一条命的公道，更是一个更朴素也更根本的追问：当一个人因为替公众揭露电诈黑暗而惨死，法律给出的回答，分量够不够重？

　　“徽剑”做了什么招致杀身之祸？他长期在公众号上曝光缅北、柬埔寨电诈园区的暴力、非法拘禁与电信诈骗，令境外电诈势力恼羞成怒。对方先试图花钱删帖，被拒绝后悬赏百万元买凶，并逼问其公众号幕后主使、删除文章。一个普通人因为说了真话，就被跨境追杀，在三天里辗转多地遭受持续殴打虐待，最后像废弃物一样被丢在江西的荒山上。更令人寒意顿生的是，他遇害后近两年间，外界流传的却是他“敲诈勒索被抓”“在牢里踩缝纫机”的谣言，杀人者不仅灭了口，还试图用脏水把他彻底从公众记忆中抹去。一个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之后，还背了整整两年的污名。

　　正是这样的背景，让死缓判决在公众感受中显得格外刺眼。法院并非没有认定案件性质的严重性。二审裁定明确写道，此类针对反诈人士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依法从严惩处；赵冰等人为获取巨额非法赏金接受招募，对被害人实施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大。惠州中院一审也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赵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问题在于，从“论罪当死”到最终留下的那一条命，中间填充的说理是：被害人自身高血压对死亡起“次要促进作用”，以及赵冰归案后坦白、赔偿，因此把赵冰归入“少杀慎杀”的行列了。“少杀慎杀”本身没有错，但当“少杀”变成一种不看案件具体恶性的机械惯性时，它就已经背离了“慎”的本意。

　　我认为：中国人对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朴素信念，不是法律精英可以用“与国际接轨”轻易打发掉的落后观念。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对恶的容忍度有多高，而在于对恶的识别和回应是否足够精确、足够有分量。当一个社会里，揭露电诈黑幕的人被买凶残杀，而法律最终能给出的最高回答是一个可能减刑的死缓，外加一句“高血压次要死因”的减责说理，那么受损的就不只是“徽剑”一个人的公道，而是所有普通人对于“善恶有报”这四个字最后那一点不假思索的信任。而且，赵冰是“故意伤害”吗？他是赤祼祼地“故意杀人”。

　　我严重质疑：赵冰只是一个被羁押的民权县普通农民，他请律师的钱、赔偿的钱从何而来？会不会是来自境外电诈势力支付的“买凶款”？我认同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辩护的底线在于，不能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取代判断是非，不能把辩护技巧异化为替罪行“消灾”。如果金钱可以在司法程序中为残忍的罪恶换取生存空间，那么法律的天平在普通人眼中就会倾斜。

　　问题的核心在于，当案件的事实如此极端——冒充警察、跨省劫持、持续虐待、弃尸荒山、针对的是替公众发声的反诈人士，法官做出的“死刑不必立即执行”的判决，是否经得起公众正义直觉的审视？ 法院自己都认定“社会危害性大”“应当从严惩处”，却在量刑结果上落回“死缓”，这种认定与结果之间的张力，正是万千网友“意难平”的根源所在。网友连律师都骂了，其实愤怒的指向是法官。

　　徽剑长期孑然一身，父母已过世，遇害后很长时间无人知晓，无人为他发声。法律不能只为那些永远不会成为被害人家属的人设计，它必须为那些可能成为、已经成为的人，留一个可以指望的维护公平正义的答案。惩奸除恶从来不是法律之外的多余诉求，而是法律最原初、最不能推卸的功能之一。回应人民呼声，也不是要求每一起案件都迎合舆论的声浪，而是要求在最极端的恶面前，法律给出的回答至少要让普通人相信：一个人因为做了对公众有益的事而死，杀死他的人不该还能从容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