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AI技术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新形态

　　【摘要】AI技术作为21世纪以来最具颠覆性意义的通用技术，正在重构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发展路径。AI技术的应用，为劳动替代、消除旧式分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拓展自由时间等，可为新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到来提供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基础与发展空间；同时，资本及其特有逻辑对AI技术的裹挟也催生了新的剥削形态，成为智能时代剥削劳动者的强大工具。这一矛盾的存在本身正在倒逼生产关系向适应智能生产力的方向变革，最终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然而，这种社会变革的实现必须由全世界劳动者的自觉行动来完成，而决不会有所谓“自动实现”的可能。

　　一、引言

　　通用大模型技术自2022年实现突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AI的商业化落地远远超出了公众的想象：从起初的工业生产场景中的智能流水线，到后来的社会服务领域的智能辅助诊疗、全域智慧交通调度，再到如今的内容生产端的AI生成式创作等等。AI技术对人类劳动的渗透已经从重复性体力劳动延伸至常规性脑力劳动领域。AI技术引发的这一系列深刻变化，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社会实践方方面面，进而也触动了人们对这一历史性事变的认知，尤其是我们的学术界。

　　这种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在学术界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数字乌托邦”式的技术乐观主义。这一派将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描绘成自动化解所有社会矛盾的救世主，宣称无需变革现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仅凭AI技术的神奇作用就能自动实现普遍富裕，乃至让共产主义社会提前到来。如我国著名企业家刘强东先生就曾信誓坦坦指出：“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三两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的所有工作都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政府可以分配给所有人。”①另一种则是“数字利维坦”②式的技术悲观主义。这一派认为，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只会成为资本强化剥削、固化垄断的工具，最终将人类置于全面的数字管控之下。在国际上，以霍金、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悲观派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带来大规模失业和没有约束的军事化，如不加控制，让其继续发展下去，人工智能将会因为失控而造反，即使设置道德戒律，它们也会不可避免地学坏;更危险的是，人工智能会比人类更聪明，一旦人工智能研发追求‘超人’，至善全能的人工智能将消解人类的生存意义。”③云云。

　　这两种认识都缺乏对AI技术的科学认知，陷入了那种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或生产关系来研究新技术社会效应的抽象技术观的误区。这对于探讨和揭示AI技术的本质及其与共产主义社会新形态之间的深层关联毫无益处。

　　马克思曾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纪的40年代初就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192。以AI技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作为当代人类生产实践经验与科学技术的最高结晶，正是这本“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的最新篇章，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的技术工具，其背后承载着生产力演进与社会形态变革的深层历史逻辑。学术界现有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AI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算法治理的路径设计等具体层面，鲜有在马克思主义整体观视域下系统揭示它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的内在历史关联。现在，我们将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科学原理为依据，从生产力演进与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出发，剖析AI技术对人类解放的潜在积极作用与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矛盾，阐明智能生产力的发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预测的、通向共产主义新社会形态的一种历史可能。

　　二、AI技术的发展，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充裕的物质技术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思想的创立者，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每一进步与更替都是这一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他们强调，生产力总是第一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而，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始终将其视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最积极、最活跃的革命性因素，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核心动力，包括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跃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二者关系的系统性论述，为我们今天探讨AI技术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根本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工具。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脱离生产力发展基础的伦理化构想，将共产主义社会的确立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40这个“现有的前提”首先就是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39。这一论述，不仅在当时、而且包括现在为我们直接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粗陋社会主义的界限提供了科学依据。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绝不是普遍贫困下的所谓公平，而是建立在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基础上的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与人类的完全解放。然而，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曾坚定提出“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3]372的核心命题。在经济方面，他们一致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211，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另外，马克思还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5]195-196。这一论断直接预判了我们今天智能化时代科学技术的核心特征,即AI不再是过去那种观念形态的存在，而是一种以互联网、数据、算法和算力等生产要素物的存在。同时，生产过程对人类活劳动的依赖也持续下降，人类已经不再是生产的“直接当事人”，而转变成了“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5]196，从而将劳动者从沉重的劳动折磨中解放出来。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做过历史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形态变革的传导逻辑。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36由此，推动了资产阶级社会各种关系的变革。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6]37。

　　AI技术兴起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一定会远远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它作为一种基础性、战略性技术依托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协同共振，在塑造新型劳动者、改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同时，也会改变人机交互和人机协同关系，进而将促进生产方式新的革命性变革。这将对生产体系的整体效能产生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推动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裂变方式高速增长，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充分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AI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消除了旧式分工，可造就适应众多生产场景的生产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私有制基础上的“旧式分工”视为导致劳动异化、人的片面性与阶级分化的根本根源，而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则是要彻底消灭将人束缚在特定的狭小活动范围的旧式分工。在AI技术的驱动下，这一历史进程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加速推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旧式分工的本质作出了经典阐述。他们指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37。旧式分工的存在并非人类的自由选择，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前工业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绝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必须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否则，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将会受到威胁。而社会的文化、艺术与科学等领域的发展性活动，只会落到那些已经摆脱体力劳动束缚的极少数统治阶级成员的身上。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不同职业之间的固化。

　　过去数百年的工业技术进步，虽然不断提升了生产效率，但本质上一直在强化旧式分工，以福特制为代表的生产流水线，将工人彻底异化为生产流水线上机器的一个标准化零件或附属物，工人的技能被简化为一种单一的重复性操作。那时的劳动者被这种旧式分工牢牢地绑定在某种原子化的岗位上，使劳动的碎片化程度达到最大化。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第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旧式分工的技术基础。传统工业时代的机器、乃至机器体系的作用只是延伸了人类的肢体，替代了人的体力劳动，但每一台专用机器都只能完成某种单一的特定操作。而AI技术的作用却完全改变了这一状况，它延伸的不只是人的某一肢体，而且还提升了人类的整体认知能力与指挥才能，它通过自己独有的通用智能系统可以完成不同领域的多样化任务。它不再是仅仅服务于单一岗位的专用工具，而是可以适应众多生产场景的生产主体。

　　AI技术带来的直接变革使传统的职业边界快速消失。如过去需要经过多年专业训练才能完成的操作，现在都可以由AI来完成，并且其效率比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如基础会计核算、常规法律文书撰写、初级工程图纸绘制、标准化教学备课等常规性脑力劳动；工业场景中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生产岗位之间灵活切换，不再需要把工人固定在某一流水线的岗位上，从事重复性劳动。这就意味着，劳动者不再需要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到某一个被强行限定的狭窄职业领域的某一固定岗位，旧式分工强加给人的特殊活动范围就这样被AI技术逐步打破，乃至最终归于消失。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旧式分工之所以能够维系，主要是由于不同岗位的劳动技能是稀缺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社会必须通过强制分工来保障生产过程的运转。AI作为“一般智力”的物化，能够承载人类在数千年历史中积累下来的全部通用生产技能，使不同职业之间的技能壁垒由此消失。这样，就使建立在技能稀缺性基础上的旧式分工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当人们不再为了生存被迫从事某一种特定劳动，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性就将成为历史。

　　当前，诸多学者担忧AI技术的应用会催生出新的“算法分工”，即那些少数掌握AI技术的精英垄断核心生产权力，使绝大多数人只能从事辅助性的边缘性工作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本质上是资本对AI技术的垄断所导致的暂时性社会分配所产生的结果，而并不是AI技术本身所固有属的。恰恰相反，AI技术的开放性、开源化演进趋势，本身就内含着打破技术垄断的可能，即当通用智能模型的能力持续提升，其边际复制成本几乎趋近于零，智能技术完全可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公共生产工具，而一旦摆脱资本对技术的私有化垄断，AI技术就将成为彻底消灭旧式分工的强大武器。

　　四、AI技术的发展可最大限度压缩人类的必要劳动时间，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自由时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更重要的还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崇高目的，也是实现共产主义必要的条件。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要为之提供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还要为之提供充裕的自由时间。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将自由时间的普遍占有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技术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压缩人类的必要劳动时间，推动自由时间由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全体劳动者的普遍权利。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到直接生产过程”[5]204。在资本主导的社会里，自由时间始终具有对抗的性质。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享受自由时间的只能是少数资本家，他们可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强制性地将工人的全部时间并入劳动过程，为自己创造更多更多的剩余价值。由此，他们自己便垄断了社会几乎全部的自由时间，并利用它来发展自己的文化、艺术与科学等诸方面能力。而工人，由于他们的全部时间都被资本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所以自由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几乎等于零。自由时间的这种对抗性，完全来源于资本无限贪婪的本性。马克思指出：“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7]343-344他还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7]294-295。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就决定了自由时间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性质。

　　人工智能技术AI的出现与发展，正在从根本上为打破自由时间的这种对抗性分配提供了可能。当AI系统可以自主完成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劳动和常规性脑力劳动时，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人类直接活劳动量将会出现断崖式下降。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已经部署的智能机器人替代了约1200万个制造业的重复性劳动岗位，并且预计在未来15年内，随着通用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全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将会下降到当前总量的10%以下。这意味着，为了生产出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所需的所有物质资料，只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投入极少量的劳动时间就足够了，完全不需要再把绝大多数人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捆绑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测算，假设在传统工业生产条件下，一个劳动者每天需要劳动8小时才能生产出满足自身和家庭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而在AI全面普及的智能生产体系中，全社会只需要所有社会成员每周累计投入4小时劳动即可。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就不再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付出的沉重负担，而将转变为人的内在需求，即出于自身的兴趣和对社会的责任参与的少量的公益性生产活动，其余的全部时间都可成为自由支配的发展性时间。

　　马克思指出：“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32。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构想，过去的人们一直认为这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技术能够把社会的全部必要劳动时间压缩到很低的程度，而人工智能AI第一次却能把这个曾经的理论预测变成了可触摸的现实可能性。当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时，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内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天赋，发展自己的能力从事艺术创作、科学探索、文化实践、社会交往等自己真正热爱的活动上。这样，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就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将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这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要义。

　　当前，很多人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实践探索，本质上就是对这一趋势的初步回应。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导的分配体系下，“全民基本收入”只能是资本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而发放的“施舍性补贴”，而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时间的普遍占有。只有当AI驱动的智能生产力归全体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所有，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资本增殖，而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需要时，全部剩余时间才能转化为所有人共享的自由时间。只有到那时，全人类才可向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奋进。

　　五、AI技术在资本逻辑下的异化使劳资矛盾空前激化，将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科学技术本来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但由于资本主义的使用，使它变成了剥削劳动力的强有力手段。所以，马克思从来不回避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效应。他明确指出：“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 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8]39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悖论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人工智能，即AI技术。当前，人们看到AI技术在资本的裹挟下，成了强化剥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工具，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剥削形态，激化了社会矛盾。

　　第一，AI算法成为资本强化劳动控制的新载体。在网约车、外卖、电商仓储等数字零工场景中，智能派单算法实现了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毫秒级的精确管控，劳动者的所有操作都被算法实时量化、考核、压榨，劳动时间、劳动强度被最大化，甚至被推到了生理极限。“百度•文心”的提供的资料显示，有超过65%的平台劳动者日均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不少骑手、网约车司机每天在线12-14小时，远高于传统灵活就业群体，连吃饭、如厕都要掐时间。本该用于解放人类的AI技术不幸被资本裹挟所异化，变成了一条悬在劳动者头顶上的无情的催命符，即“数字鞭子”。

　　第二，AI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异化为资本挤压劳动者薪酬的利器。大量常规性岗位被AI系统替代后，资本非但没有缩短在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反而利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过剩劳动力，迫使在业人员接受更低的薪酬，使他们无法获得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报酬。另外，更长的劳动时间与更严苛的劳动考核，甚至将原本全职岗位拆解为碎片化的AI辅助性零工，彻底消解了劳动者通过长期斗争争得的、新中国实施数十年的8小时工作制、现有的劳动保障体系等权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明确告诉我们，资本按照其本性总是力图冲破对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限制，不断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把所有节省下来的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揭示的这一原理也正是当前AI替代岗位后强化剥削劳动的真实写照。

　　第三，AI技术的发展成了资本对数据生产资料进行私人垄断的帮凶。亿万劳动者在日常网络活动、劳动实践中无意识生成的海量行为数据，被资本无偿采集、训练，转化为私有AI模型的核心生产要素，劳动者创造的数据价值反过来被资本窃为智能生产力的超额利润，形成了“劳动者生产数据—资本训练AI—AI替代劳动—资本进一步积累垄断”的新型剥削形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9]478资本对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本质上就是资本私有制在数字时代的延伸。AI技术的这种异化，其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

　　第四，AI技术的发展成了全社会劳动者失业与社会两极分化的顶级推手。AI技术的发展和普遍运用，给我们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广大劳动者的失业。尤其是那些传统性产业里的劳动者，已经感觉到了失业的巨大威胁与危机。不仅如此，甚至连那些常规性脑力劳动领域的劳动者也在所难免。据有关方面预测，如果政府不采取适当措施，在未来几年，将会有上亿、乃至数亿的劳动人口被AI技术所代替。

　　失业，对任何一个劳动者来说都是致命的，特别是长时间的失业。在以往，尽管劳动时间、劳动强度被资本最大化，推到了生理极限，但总还算有一线生机，而到了AI技术时代，连这一线生机都将被剥夺，完完全全地成了新技术的牺牲者，或社会的多余人口。而在另一方，即资本家却利用AI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把剩余价值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社会财富在资本家一方以原子核裂变一样的速度爆长。

　　如此等等，等等。

　　这些现实矛盾绝非AI技术本身的必然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适配智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实体现。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当某种技术形态的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旧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时候，资本“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7]831当下，资本对AI技术的垄断，恰恰在以极端的方式加速这一矛盾的发展，不仅使高度社会化的智能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变得愈发不可调和，而且还使资本主导下的AI技术剥削不断催生出亿万觉醒的劳动者群体，形成打破资本垄断、将智能生产力收归社会共有的集体行动的革命性力量。这就等于资本在垄断AI技术拼命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培养出了能够推翻旧有生产关系、掌握智能生产力的主体，即联合起来的自由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了可靠的阶级基础与社会条件。

　　六、最后的结论

　　上述可见，当代人工智能AI的历史演进，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预判的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与社会条件的生成发展过程。我们如今面对的智能技术变革浪潮，并非某种脱离历史规律的“全新未知叙事”，而是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在智能时代的具体展开。AI技术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反而以最生动的技术实践，一步步将共产主义从理论层面的科学构想，转化为可感知、可推进、可落地的现实历史进程。站在这一历史坐标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AI的异化风险抱有盲目的技术悲观主义，也不可无视资本逻辑下的现实矛盾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空想，而是要始终站在解放劳动者的立场上，引导智能生产力冲破资本的裹挟，最终完成从资本的垄断向“联合起来的自由人”公共占有的伟大历史跨越。让联合起来的每一个个人，都能在AI创造的充裕的物质技术条件与自由空间中，真正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

　　最后，还需请朋友们注意，笔者这里所说的还只是一种趋势与可能，而决不是现实。因为上述所有都只是一种理论阐述，或一种逻辑演示，而要把这种理论或逻辑的东西变成现实还需要我们全社会劳动者的不懈奋斗与顽强斗争。众所周知，社会的进步，尤其是那种制度性的变革决不会像农民种地——“春华秋实”，也不是如时间更替——“冬去春来”那样无声无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以往的历史事实表明，这里必然会伴随着严酷的阶级斗争与阶级较量。因为社会的制度性变革，必然会触动乃至根本改变不同阶级的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如他们对财富、地位、权力等各种实际利益的占有。这些利益关系的任何一种改变对于那些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当他们面临这种威胁时，决不会无动于衷，轻易放弃，而必然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与斗争。还是革命导师列宁说得好：“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10]261还指出：“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善良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10]265过去没有，今天会有吗？笔者认为决不会有。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以AI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虽然为我们创造了天量社会物质财富，但是它不属于人民，也不属于我们的共和国，而是属于千千万万的企业主，或一批新生的资本家。由这些新资本家组成的新资产阶级和以往任何时期的地主、资产阶级一样，他们的生存与暴富以及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都是建立在对亿万劳动人民劳动成果无偿占有的基础上的。如果剥夺了他们的既得财富与持续占有这种财富的经济基础与权力，也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根，要了他们的命。由此，他们必然会像以往所有的剥削阶级那样“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誓死捍卫。[11]255 所以，在今天并不是如那些天真的人们想象的那样，所谓只要有了以AI代表的高科技,有了AI技术创造的充裕的物质财富，共产主义就可自然实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即使有了以AI代表的高科技及其创造的充裕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实现仍然需要全社会的劳动人民团结奋斗，乃至牺牲。否则，只能说白日做梦，空想一场。

　　【注 释】

　　①刘强东：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代实现（017-08-20 16:36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②“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源自《旧约圣经》中象征邪恶的怪兽“利维坦”，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将其比喻为国家政权。现代社会中，原本用于约束国家权力的数字信息技术开始异化，形成一种新的利维坦，即“数字利维坦”，其形态不限于国家，也包括所有掌控数据和技术的实体。

　　③还在为AI技术变革感到焦虑？不如读下马克思的观点（来源：网易智能-2018-05/1408:2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0]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