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论毛泽东的“人民史观” ——解读毛泽东的“‘九字’信仰”

　　钱昌明：论毛泽东的“人民史观”

 

　　——解读毛泽东的“‘九字’信仰”

 

 

 

 

　　毛泽东的一生，始终坚持着“‘九字’信仰”，这就是“实事求是”与“为人民服务”。只有从世界观、人生观的高度去解读，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位“史上唯一”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翻开古今中外历史，无论是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孙中山┄┄，外国的波斯帝国的居鲁士、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罗马帝国的恺撒、查理曼帝国的查理大帝、阿拉伯帝国的穆罕默德、美利坚的华盛顿┄┄;他们都可算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可算是民族英雄，都可算是开创大帝国的伟人，但无一不是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因此，他们都不可能真正成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人民的领袖。唯有毛泽东所创建的伟业，才是真正为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人民谋利益的。因此，只有毛泽东才能成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者，才配称得上是历史上唯一真正的“人民领袖”!

 

　　毛泽东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他只承认现实世界存在、变化的一切，一辈子只信“实事求是”四个字;毛泽东的人生观，是“人民史观”，他的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就是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奉行“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并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这一信仰坚持到生命的终点。

 

　　毛泽东一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献出了七位亲人;死后没有留下一分钱遗产;没给自己亲朋以任何特权。他反对社会重新陷入两极分化、在中国再次形成特权剥削阶级，不想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宁愿粉身碎骨，也要捍卫由几千万先烈奋战得来的人民革命胜利成果。他真正实践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彻底地体现了“人民史观”。

 

　　如今，他离开人民已有39年!然而，他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打心底里怀念的人!他留下的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指引着革命人民向胜利前进!

 

 

 

　　毛泽东“人民史观”的形成

 

 

 

　　毛泽东“人民史观”的形成，与其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思想的影响，关系极大。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是个怀有强烈致富欲望的农民，一心为实现自己的发财梦，盼望儿子长大后能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发家致富人。母亲文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吃素拜佛，终身向善。从现有资料看来，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受母亲文氏的影响最大、最为深刻。

 

　　少年毛泽东生性倔强，具有强烈的“叛逆”反抗精神。8岁时父亲把他送进私塾读书，目的是让他能识几个字、会打算盘就行。他喜欢学习，却不接受四书五经的说教;相反，爱看被视为“异端”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这就与父亲对他的期望产生很大差距，父子之间常为此发生矛盾与冲突。

 

　　一次，父亲因当着客人的面骂儿子“无用”而被顶撞，恼羞成怒地追打毛泽东。毛泽东竟然逃到河塘边威胁父亲：如再追打，就要跳下水去!最后在客人们的劝说下，双方才以和解平息：父亲承诺不再动手;儿子同意向老子道歉(一膝着地半磕头)了事。毛泽东的第一次斗争(反抗封建父权的体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母亲对儿子倾注了她全部的爱。少年毛泽东经常随母亲一起去附近凤凰山的佛庙求神拜佛，一心向善，从小养成了同情弱者，怜悯贫困的思想感情。是母亲的善良深深地烙进少年毛泽东内在的思想情感。

 

　　有一次母子联手，一起对付父亲。他们背着父亲把米送给了那些揭不开锅的乡亲，甚至还和家里的长工一起反对父亲的吝啬行为。

 

　　再有一次，毛泽东帮父亲卖猪，在回家路上，干脆把全部收入都送给了可怜的乞丐。毛泽东这一行为，应该说是与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有关(没有平等思想又怎能去同情、关怀弱者?)。也可以认为，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受了佛教“向善”教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影响，成为其后萌发“人民史观”的一个重要基因。

 

　　如果从纯哲学角度看问题，其实佛学和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确有相通之处。

 

　　第一，两者都认为世界是物质的。

 

　　佛学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地”、“火”、“水”、“风”“四大”构成的。比如，人由“四大”组成：“地”：体肤、骨胳;“火”：体温;“水”：体液、血液;“风”：呼吸过程中的一口气。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

 

　　第二，两者都认为世界是运动的、辩证发展的。

 

　　佛学认为，世界是发展的，都是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叫“缘起”。一切因缘而生，又因缘而灭，也称“缘生缘灭”。在佛教中，有“六道轮回”之说，去除其宗教因素，实质上同辩证法所讲的“运动是绝对的”，发展是“辩证的”完全一致。

 

　　第三，两者都主张“平等”，目的是为了芸芸众生的幸福。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普渡众生”，“人人都能成佛”;马克思主义则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

 

　　仅以上三条，足见佛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所具有的同一性。

 

　　可见，对宇宙世界与人类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凡是正确的，不管古今，其结论都是同一的。所不同的只是表述的方式、运用的语言不一样罢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实，古代的中医学，所表述的也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五行”学说是唯物论，阴、阳两极转化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从他母亲那里受到佛学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后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思想情感基础。

 

　　1910年后，毛泽东开始走出韶山，先后到东山小学与长沙第一师范就学并进入社会，从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结识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很快接受了新思潮。新思潮与旧中国现实的尖锐碰撞，终于使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埋葬旧世界的人民革命领袖。

 

　　1918年4月，毛泽东与萧子升、蔡和森等一起组建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次年7月，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创刊宣言》与《民众的大联合》：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吃饭问题最大”，是他的出发点：正视现实，“实事求是”;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改造社会，相信人民的力量，这就是“人民史观”。这两篇文章，反映了他完全、彻底地站在“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立场上，一句话，站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立场上，是对“人民史观”最早的理论阐述。

 

　　1920年前后，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成为一名彻底地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革命者，真正成为自觉地确立起“人民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他的“人民史观”的人生观更贯穿他的一生。

 

 

 

　　毛泽东“人民史观”的特性

 

 

 

　　毛泽东的一生，始终坚持“人民史观”。毛泽东的“人民史观”，明显地具有三大特征，即阶级立场的坚定性，理论的彻底性和知与行的一致性。

 

　　第一，阶级立场的坚定性。

 

　　“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毛泽东的“人民史观”，其最大特点，就是始终站在工、农劳动阶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始终保持着工、农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始终关心着工农群众的眼前疾苦和他们长远的根本利益。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在长征最困难时刻，还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地位可以改变，其坚定的工农阶级立场与思想感情始终不变。他一再告诫自己和全党，不能忘本，决不能做李自成!

 

　　毛泽东是历史上无可争辩的英雄豪杰。毫无疑义，他具有非凡的坚强革命意志和豪迈的气魄。但他一生中也多次恸哭。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曾为贵州“干人”(当地对瘦得皮包骨头穷人的通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和她的小孙子，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衣一起送给了老婆婆。他曾紧紧抱住因遭敌机轰炸英勇牺牲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失声痛哭。这些，都是毛泽东内在的对工农被压迫阶级深厚感情的自然流露。晚年毛泽东也也有几次恸哭。

 

　　1975年，毛泽东刚完成了摘除白内障手术，一只眼睛刚可视物，随即开始阅读。当他读到南宋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时，竟不由自主地泣不成声。陈亮的词是批判东晋统治者偏安江左，实际上是谴责南宋统治者不图恢复中原，致自己的爱国之志得不能实现的愤然。毛泽东读了以后为什么会哭?有的认为，这是他感念自己已到暮年而国家尚未完全统一而悲伤。也有人认为，是主席担心反文革势力在他去世后反扑，担心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担心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会因此丢失。一句话，就是担心劳动人民吃二遍苦，重新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1976年春节，毛主席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当银幕上出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镜头时，毛主席再一次禁不住老泪纵横，电影也因此被迫中断。毛主席历来强调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对待人民群众的感情。毛泽东此哭实是为人民军队仁义之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胜利的欣慰，亦是对党和军队能否一以贯之地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保持子弟兵本色忧思之哭。

 

　　同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毛主席在病中仍坚持亲自处理文件。当他得知地震造成的死亡高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禁不住由衷引发嚎啕大哭。

 

　　毛泽东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伟大成功者。从他个人角度讲，他的一生完全有理由自豪，毋需悲伤。正因为他坚定地真正地具有“人民史观”，因而他的思想感情始终是同工农劳动人民融合在一起的。这才会使他喜人民之喜，忧人民之优，殇人民之殇!

 

　　晚年毛泽东实际上只在考虑一件事，那就是：怎样保证工、农劳动人民，不再沦落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P.1390)

 

　　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完全可以像“神”一样，永远享受全党、全国人们的尊重。但是他做不到!为什么?唯一的原因：他想彻底摆脱中国历史“其兴亦勃，其亡亦忽”的周期律。——因为他有坚定的“人民史观”，始终坚定地守住了工、农劳动人民的阶级立场!

 

　　第二，理论的彻底性。

 

　　毛泽东“人民史观”源于其理论的彻底性。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潮传入中国。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都很感兴趣。他曾回忆道，“我那时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最后，他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选择了人民史观，抛弃了英雄史观。

 

　　在哲学问题上，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即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是人民史观还是英雄史观?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上述命题，究竟孰是孰非?这是一个思想家争论了几千年仍未能解决的问题。

 

　　从纯学理角度看问题，谁都有部分真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它们之间就是一种辩证关系。因此，这是一个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认识问题的问题。说穿了，实质上就是一个选择问题。

 

　　把问题说透了，这就是理论的彻底性。

 

　　1970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陈伯达编印鼓吹“天才论”的语录，就一针见血地把这一问题说透了。其时，毛泽东还想保林彪，所以批“天才论”的矛头主要还是针对陈伯达：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我的一点意见》)

 

　　“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就是立场，这就是选择，这就是毛泽东“人民史观”的理论彻底性。

 

　　第三，知与行的一致性。

 

　　人生实践中，有一个正确处理“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不管是先行后知，还是先知后行，凡是成功者，都是知行合一的结果。毛泽东在实践“人民史观”问题上，始终保持了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和前后一致。

 

　　毛泽东的“人民史观”，首先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他把人民视为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

 

　　在行动上，就处处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把力量放在人民的基点上。1927年9月发动秋收起起义，依靠的是工农劳苦人民(农民和安源的矿工);上井冈山建立红色根据地依靠的是还是农民大众;建立的是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打的是人民战争;建立的是人民政权。正是因为坚持了“人民史观”，才取得了抗日人民战争的胜利。

 

　　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人民。他创建的新中国叫“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叫“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机构叫“人民政协”，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其他军队、警察、银行、邮政、国家电台等等，无不都冠上了“人民”的称号;他所缔造的新型军队是“人民军队”，他所创立的独特战争形式是“人民战争”┄┄。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成了“人民领袖”，当人民欢呼“毛主席万岁!”时，他脱帽弯腰回敬呼喊：“人民万岁!”

 

　　实践人民史观，言行一致。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毛泽东真正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分子。他不给儿子毛岸英任何特权，而是让他去做农民、当工人，并送到朝鲜战场，最后光荣牺牲。这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为人。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要求党员、干部不做李自成，始终不忘本——不背叛工农劳动人民。黄克功杀人照样偿命;刘青山、张子善贪腐一样被枪毙;黄逸峰打击报复、陷害人民群众，一样被开除党籍处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一样定粮、还自忌吃肉，一样得浮肿病。没有毛泽东言行一致的“人民史观”，就不可能会发生上述一系列史事。

 

　　毛泽东的“人民史观”还体现了其前后的一致性。就像他自己所说：

 

　　“一个人做的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综观毛泽东一生，从1919年7月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直到1976年8月他圈阅生前最后一份文件《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到9月9日逝世，始终在前后一致地实践着他的“人民史观”。

 

　　毛泽东一生坚持了“实事求是”与“为人民服务”的“‘九字’信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人民史观”的人生观，这使他无往而不胜，成就了“人民领袖”的历史地位。相信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将越来越闪亮，他的历史地位将越来越崇高，他将越来越为亿万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所崇敬。

 

　　公者千古!人民领袖毛泽东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