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之问”与“吴铭之疑”可能都回避了一个实质问题

　　何新发表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论批判》(简称“何新之问”)，随后吴铭发表了《读《为什么传统学术的抽象哲学思维不发达?》有感》(简称“吴铭之疑”)开怼，针对何新的观点一条一条，来了个底朝天。两篇我都读了，非常有趣。

　　“何新之问”涉及的内容很多，都是实质性问题，观点也很鲜明。比如中西方哲学范畴是否可以比较的问题，老何断然拒绝;比如中国是否有哲学，老何断然否认;比如中国的哲学概念“佛”呀“道”呀含义模糊，鸡对鸭讲…，我有同感。

　　“何新之问”大部分内容我都有同感，他的观点我大都赞同;“吴铭之疑”则是大气磅礴，乌有妥协。不过我看他俩一来一去回避了一个实质问题，其实已到达边缘就是没有进去：为什么中国哲学的概念相当模糊（内含表述不清，外延界分不清）？是哲学固有问题呢还是中国文化问题？这一连串设问其实隐含了另外一个预设假定：西方哲学的概念要比中国清晰。当然我今天只是“路过”，漫谈而已。

　　我曾耗费在《数学》多时，时常发觉相当多的概念，他就同一个概念用不同的词汇――仔细比对发觉没道理可讲，他就早先有两个或多人同时翻译同一本著作，或者来自同一个方向，并且这些人当时都很有名气(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于是不同版本就传开传下来了，这个情况还不少。记得当时还做了许多表格，比如某概念同济大学版本用的什么词汇，复旦大学用的什么词汇，清华大学用的什么词汇。记得这件事耗费了我许多精力。1949年以后的版本这个情况就好多了，一则翻译量大为缩减，或转向俄文，另一个原因之我见，1949年以后体制改变，以出版社为主，大量精力转移到出版社，编辑在最后的审稿通稿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当时编辑也是署名的，很突出的位置署名;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编辑的地位再次弱化，1949年以前看到现象再次回归，

　　我当时的性格也像吴铭现在这样“大气磅礴”，那时恨不得写信去质问他们：难道人都死光光了吗?我国原子弹都已经打到天上去了，打到月球上去了，打到月球背面去了――要知道月球背面不是谁都能上得去的!为何没人去做名词标准化工作?两千年前秦始皇都知道“车同轨”、“权同衡”、“书同文”，两千年后反而缺了这样的智慧吗?当时如有网络，很可能将“死光光”之类质问送到他们耳朵。精力花费在这类“无谓环节”，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

　　后来转念一想：脾气大，寿命短，也就作罢!

　　《数学》以其逻辑清晰、表述精确被认可，竟也会出现“高级黑”、“低级红”这类未加定义的概念，或者同一个概念使用不同名词表述。虽不普遍，但也不少，以我观点，这对于《数学》这门课已经超越“红线”，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其实中国文化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哪怕《数学》、《法学》之类精确性要求极高的部门也是如此，何况“何新之问”针对的哲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