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敬重自己民族英雄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中国政府举办了一次规格极高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和主要的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同一天，毛泽东还在《人民日报》上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为题发表文章。文章不长，仅600余字，但语言十分热烈，其中用了400多字来称颂孙中山的伟大一生，用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等高度评价的词语，并多次用“丰功伟绩”来颂扬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人物多有评论，但像该文如此之高的评价，在他评价人物的所有文章中实属罕见(还有一位是鲁迅，被毛泽东誉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空前的民族英雄”);而且，文章强烈表达出一种出自内心的个人情感，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应景文章。他说：“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这里，毛泽东没有以共产党的代表身份来说话，而是表达了个人的感受。这在中共类似的纪念文章中是很少见的。毛泽东深情地赞颂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称自己“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且以此而自豪。
翻开中共的历史就能看到，毛泽东始终对孙中山抱有敬仰之情。早在1938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13周年时，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就满怀敬佩地说：在为革命事业进行40年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
应该指出，在中共高层中像毛泽东这样敬仰孙中山的人并不多。许多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对于贴上“资产阶级革命家”标签的孙中山往往抱有一种不屑的态度。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这种情绪作了批评：“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对于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
为什么毛泽东如此敬仰孙中山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同样，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敬仰与鄙视。心之相通，才能引起由衷的共鸣;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才会有心心相印。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听毛泽东自述所作的笔录中，记录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成长。他说到1910年他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未满17岁，可是已经有了强烈的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志向，以至于几十年后，他还清楚记得书中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警句。
这个时候，正值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同盟会，为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而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孙中山同样在青少年时代就激愤于“中国积弱，非一日矣”。目睹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下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悲惨状况，孙中山誓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他的领导下，一场旨在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就在眼前了。
同样的救国之心自然引起青年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已经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毛泽东，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极为感动”。他在“自述”中说：“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 提出“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毛泽东说，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这时的毛泽东刚满18岁。
孙中山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上播下的种子，一直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直到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之后，他仍然自视为“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向世人豪迈地宣布：“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是什么把这两个伟人的心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呢?
首先是强烈的爱国情怀!
孙中山为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人民的水深火热而痛心疾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悲愤地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中国人的。我们中国人，在今天应该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可以有得救;不然，中国就是成为一个亡国灭种的地位。”其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奋起救亡的历史责任感。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抱有坚定的信心。他说：“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不仅如此，他又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彼时我中华民国在地球上，不特要在列强中占一席，驾乎列强之上，亦意中事。”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把人民政权的建立作为一个伟大变革的“序幕”，着手迎接一场振兴中华的大剧高潮的到来。他同样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说道：“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他同样坚信：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还用一种幽默的语气表达了坚定的信念：“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同样的论断，甚至非常相似的语言，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两位伟大民族英雄共通的爱国情怀。特别突出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主张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必须要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而且坚信，觉醒了的中华民族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赶超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孙中山指出:“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他以美国为例，“为时不过一百四十三年耳，而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矣。”指出后进国家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完全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后来者居上”。这种只争朝夕，实现赶超的思想在赢得了革命胜利并坚信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一定能创造出历史奇迹的毛泽东心里激起了付诸实现的强烈愿望，使他对于中国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充满了热切的期待。虽然由于缺乏经验及其它原因，这场旨在实现赶超的伟大“冲刺”遭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沉浸于总结经验教训反思中的毛泽东对于跨越式发展的赶超思想仍然毫不动摇。在1964年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他在修改周恩来总理为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意增写了这样一大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毛泽东特地提到了孙中山来为自己的主张立论。他说“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孙中山曾经耗时三年，写出了十万余字的《建国方略》，给国人勾画出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在这个著作中，他提出要修建16万公里的铁路，把中国沿海、内地、边疆连接起来;要修建160万公里的公路，形成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并进入青藏高原;要开凿和整修全国水道和运河，建设三峡大坝，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利、电力事业;要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等等。这些计划在当时被很多人看作是天方夜谭，遭到讥笑，还被人起了个绰号：孙大炮。四十多年后，毛泽东奋起迎头痛击这种嘲笑，坚定地回答：“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毛泽东捍卫的，是他与孙中山共同的“振兴中华”的强国理想。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许多宏伟计划，包括三峡大坝等，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里都能找到明显的印记。到今天，《建国方略》所提出的许多建设目标都已成为现实，中国人民已经可以用无可置疑的建设成就告慰这两位伟人的在天英灵!
中国自近代以来，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毛泽东亲自撰写并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表达了对这些先烈们的崇高敬意。在众多民族英雄中，为什么孙中山会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据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呢?除了共同的爱国情怀，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突出的特点是 —“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信念和为之奋斗终生而矢志不移的坚韧品格。
孙中山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从青年时代起就对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怀有强烈的向往。他又曾长期旅居美、英、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特别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有深刻的认识。孙中山在世时一直自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而目标就是建立“大同之世”。他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这种追求社会公平和平等的理念对于自幼就对社会不公和阶级压迫深感不平的毛泽东自然产生极大的感染力。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多次用到“大同”这个词：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在习惯以马克思著作的词句作为论述依据的共产党人中是很少见的。这反映了同样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同样对社会平等具有执着追求的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实现大同”理念的高度认同。当然，毛泽东也不隐讳他与孙中山之间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区别。与孙中山把理想社会的建立寄托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上不同，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明确指出，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并且指出这是“到达大同的”“唯一的路”。
重要的是，孙中山不是把这些理念仅仅搁置在鼓动人心的演讲中，更不是像某些政治人物那样哗众取宠来博取个人的名誉声望，而是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屡经挫折、备尝艰辛，但始终坚持“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种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突显了感人至深的高尚人格，其感召力和影响力绝不是一般政治人物所可比拟的。对此，毛泽东说:“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并把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与其奋斗目标一起并称为孙中山“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
毛泽东从自己的成长经历深深体会到伟大的思想启蒙者对于青年人的影响有多么重要，而青年就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在他进入晚年之后，越来越多地考虑先辈开创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这里，摘录一段戚本禹关于毛泽东多次在天安门接见百万青年学生的回忆。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檢閱和接見了百萬革命師生。……那天接見，從清晨一直進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長時間地站立在城樓上，還要不時地向下面的人群揮手、喊話，非常勞累。不要說主席那時已經是73 歲的高齡了，就是像我這樣當時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都覺得很累了。……實際上，主席也非常勞累的，即使后來安排他坐著敞篷車去接見，可一天坐下來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無怨言，仍然堅持要不斷地接見。很多人都對毛主席那么多次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這樣的。……我就對主席說，你已經那么多次接見紅衛兵了。現在天氣也轉冷了，是不是可以暫停下來了。主席聽后說，他年輕時候， 在廣州見過孫中山，那情景使他終生難忘。他覺得孫中山是個很謙虛的人。后來孫中山對他很重視，很信任，安排他當了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委和代理宣傳部長。他對孫中山也很尊重，說他這輩子做事情都要對得起孫中山。他又說，列寧去世得過早，在蘇聯的青年人中見到過列寧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讓更多的年輕人見到他，將來好繼承老一輩的事業，革命到底。他說，接見那么多的紅衛兵，不能休息，一天下來，確實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腳還痛。但是我還是要接見。我們將來的希望就在這些年輕人的身上。他們中間能出人才，我們的事業靠他們繼承了。我說，他們都還是些小孩子。他說，對了，我們今天的事業不都是靠當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嗎?我現在接見幾百萬青年人，將來在這里面是會出人才的，會繼承我們的事業。他還說，我見到了孫中山，記了一輩子，至今不忘。他們見到了我，也不會忘記我的，會去研究我的。”
对于这段话，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只有一遍又一遍地细读，才会深入读到毛泽东的内心，为他的良苦用心和对青年一代的深切期望而感动不已。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却不懂得敬重和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青年，崇尚什么样的人，就决定这个社会、民族和青年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养育出孙中山和毛泽东前后两位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民族英雄，才有了中国今天的进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与进步，要靠民族英雄的世代辈出与历史接力，全取决于这种民族精神的代代相传，永远发扬光大。因此，明天的中国会怎么样，将取决于今天这一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如何珍惜和继承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宝贵思想遗产。
林之辛 202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