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你知道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真相吗?


  最近,有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言:“5G基站传播病毒” ○1。对此,竟然有人深信不疑,且在美国和西方“文明世界”得以广为流传。

  受此传言影响,4月2日,英国贝尔法斯特和伯明翰的5G移动信号塔遭人纵火;4月3日,英国默西塞德郡的一座5G信号塔也被破坏。随后荷兰鹿特丹、利塞尔,比兹和努嫩的通信塔,也先后遭到人为纵火和破坏……

  此一愚蠢、野蛮行径,让人联想起前不久特朗普把“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随后在美、欧出现多起对华人、亚裔的袭击事件;再就是此前特朗普对华为5G的攻击与污蔑。据此,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法西斯式的暴行,无疑都是西方霸权民粹主义“污名化”中国的恶果。遗憾的是,有人竟把它称之为“白人‘义和团’”○2行为。把它与1900年中国义和团为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拆毁铁路、砍断电线”行为混为一谈,一概视为是“愚民”们痴信“铁路断龙脉、坏风水”式的迷信与愚昧之举。

  把当今西方法西斯式霸权民粹主义暴行,与百年前“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相提并论,这无疑是十足的混淆是非!客观上就是在给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们的脸上抹黑,这也是几十年来虚无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史的流毒——“污名化”义和团运动的必然结果。看来,当今有必要普及一下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知识,以便让一些人了解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观念。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与性质?

  义和团运动为何会勃然兴起? 它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 简单地用一句话回答:它是帝国主义强化对中国侵略的产物;是中国农民自发掀起的一场反帝爱国斗争。

  帝国主义不仅要用宗教来统治本国人民,而且更需要以这种统治方式向国外延伸,以推行它们的殖民主义统治。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法等列强又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获得准许进入内地传教和擅自添加的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深入内陆腹地农村。传教士们以“传教”为名,勾结当地封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霸占土地,建立教堂;包庇教民、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所有这些,都直接激化了外国传教士、教会势力与当地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每当矛盾激化时,传教士就诉诸官府,其结果官府总是庇袒传教士、教民,打压农民;直闹得天怒人怨,最终酿成教案。据学者顾长声专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记载,到1898年秋义和团起义前夕,由传教士引发、制造的教案已高达400余起!而所有教案,最终无不都是以清政府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告终: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赔礼道歉,杀害无辜百姓,贬谪下级官吏。

  以著名的天津教案为例。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二十日,天津天主教堂育婴堂发生疫情,大量婴儿死亡,引发当地民众的关心与疑虑。几经交涉,后经该堂负责修女同意,允许派5名民众代表到育婴堂内查看。正当代表要进堂时,却遭赶到现场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的阻止,并粗暴地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再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谈判未开,即开枪恫吓。在返回路上,丰大业又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这就激起民众公愤,发生冲突,混乱中丰大业被愤怒民众群殴致死,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遭焚毁。

  显然,此一教案完全是法国领事丰大业,因蛮横无理和开枪射击所一手挑起。事发后,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派曾国藩主办、李鸿章协办此案。最后将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充军;将爱国民众当作凶手惩处(处死刑20人,判徒刑25人);赔款白银49.7285万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国道歉谢罪。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极大地震慑了清政府的地方官吏,此后,洋人更成了中国各地官吏的“太上皇”;洋教势力在中国大张。

  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强化了对殖民地的掠夺。随着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山东地区首当其冲。其时,基督教堂在山东境内已星罗棋布(多达1000余所,教士300多人),深入穷乡僻壤。在无数“教”与“民”的矛盾与冲突中,官府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才有了义和团的斗争。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系由“反清复明”秘密组织——白莲教流派演变而来,后成为散落北方民间“练武习拳”的体育组织,成员多为当地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义和团一般以“坛”为单位,没有统一组织,但相互之间亦有联系。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在“教”、“民”矛盾尖锐的日子里,义和团作为农民组织,出于乡土本能立场,面对清政府保护国民这一国家职能的丧失,不自觉地扮演了维护当地农民利益的角色,成为一股反抗外来侵略的民间力量。就这样,义和团成了教会势力的对立物。在外国传教士的挑衅下,双方冲突不断,教案频发。

  频繁的教案,外国传教士与教会的嚣张气焰,也引起地方一些高级官吏的不满。如山东的前后几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均一面压制本国百姓,一面也向朝廷抱怨外人的专横。毓贤就曾奏称:

  教会势力,“日见鴟张,一经投教,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冊,第24页)

  即便如此,然而,腐败的清政府仍不改“对外屈服、对内高压”的统治术,终于迫使被压迫的中国农民以义和团的形式,走上一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义和团以朴素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反帝爱国宗旨:“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冊,第112页)矛头直指洋教、洋教士,直指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1898年山东平原县再闹灾荒。因“连岁歉收,贫民无所得食,而教民恃教士之势,借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结居奇”。(《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冊,第49页)当地群众对此极为愤慨。是年秋,杠子李庄“教民”、恶霸地主李金榜,仗教会之势,无故欺压农民李长水。导致当地拳民与群众一起冲击该村教堂,斗争了恶霸李金榜;李再勾结平原县官府抓捕了拳民6名。该庄拳民和群众忍无可忍,遂求援于平原县著名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朱闻讯,联络附近各处义和拳上千人前往,与平原知县蒋楷前来弹压的清兵相遇,在反抗清兵镇压过程中将清兵打得落花流水。史称“义和团平原起义”,标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随后清政府再派数百骑兵前往镇压,10月18日发生森罗殿大战,再被义和团打败。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术中,对民众的反抗斗争,历来有“剿”、“抚”两手,一概视形势而定。随着义和团势力的不断壮大,山东巡抚毓贤感到已无力镇压,因而力主由“剿”为“抚”。由此,山东义和团争得了“变相合法”的地位,义和团力量在山东境内迅速发展起来。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

  帝国主义嫌山东当局镇压义和团不力,很不满意,迫使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抚,改派袁世凯取代毓贤。袁氏迎合帝国主义旨意,带领他编练的“新军”——武卫右军(近代中国首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军队)7000人赴任。袁世凯到任第二天,即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后即用武力清剿义和团,大肆屠杀无故农民。他甚至把砍下的人头挂在村口树上,大施淫威,直闹得山东农村“村村死人,家家带孝”。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山东义和团被迫向直隶转移。

  由于帝国主义教会的侵略活动不只局限在山东,“教”、“民”矛盾同样存在于直隶、京津地区。当义和团从山东进入直隶境内后,犹如烈火点燃了干柴,迅即蔓延开来。袁世凯遏制了山东义和团的势头,却使义和团在直隶迅猛发展起来。到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怒火已燃遍了京津地区。清政府无力镇压,直隶总督裕禄就念起了毓贤的“抚”字诀,变相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义和团进入天津、北京,张贴文告:“最恨和约,祸国殃民”,几乎控制了整个津京。

  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也激化了它与封建主义奴才之间的矛盾。早在山东时期,义和团就提出过“扶清灭洋”口号,其重点就在“灭洋”上。慈禧一面无力镇压义和团,一面也惧主子压迫过甚,很想利用义和团的“灭洋”对抗一下。

  1900年6月10日,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英、俄、日、法、徳、美、意、奥八国组织联军,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9月下旬由徳国元帅瓦徳西接任统帅)的率领下,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对外来侵略,义和团俨然担负起抗击侵略、捍卫国土的神圣责任,与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清政府怎么办? 支持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吧? 不行。正如清政府在《致各省督抚电》中所言:“此次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义和团史料》上冊,第187页)但又不敢与帝国主义翻脸,陷入两难。

  其时,慈禧正在谋划立溥儁为“大阿哥”(帝位继承人)、废光绪事,不料接到谎报,说列强要勒令慈禧归政光绪(时光绪因戊戌变法事被慈禧囚禁瀛台)。这促使慈禧改变原先立场,居然于21日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令各省督抚招民成团,“借御外侮”。诚如毛主席所指出: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当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矛盾论》)

  在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义和团勇士们以血肉之躯,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他们先在廊房、落垡拆铁路、毁桥梁,进行狙击战,打得侵略军狼狈逃回天津。其后,又在天津、北京投入保卫战,均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由于清政府的出卖,慈禧在逃亡西安途中,一面向帝国主义求和,一面命令清军斩杀义和团。义和团遭受内外夹击,惨遭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清政府命李鸿章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奴才与主子重新“和好”;义和团运动被彻底绞杀。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彻底征服中华民族的迷梦。正是义和团先民们的英勇战斗精神,让侵略者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故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义和团》第4冊,第245页)。连八国联军头子瓦徳西也不得不发出如下感叹:

  “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徳西:《拳乱笔记》)

  历史证明:近代中国所以没有沦落到真正亡国这一步,不可谓不是义和团的功勋。

  是谁在污蔑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中国下层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民族革命精神的集中反映。然而,这一正义斗争,却一直遭到中外反动派、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污蔑与攻击。且不说像李鸿章、袁世凯之流,视义和团为“匪”,竭尽斩杀、镇压之能事,就连像孙中山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无不都认为:义和团是“落后”、“愚昧”的“排外主义”代表,是一场“祸国”运动。直至20多年后,晚年孙中山才改变了对义和团的评价。1924年他在题为《民权主义》的讲演中,肯定义和团的反侵略战斗精神。称其为“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在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选集》第758页)

  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19世纪末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农民运动,自然会留有那个时代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印记。这也就是那些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常挂在嘴上所津津乐道有关义和团的所谓“落后”、“愚昧”种种表现。但这些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相比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评价历史事件,如果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离开了事物的本质,却去吹毛求疵,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愚蠢。

  还是听听革命导师们对义和团的评价吧: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批判欧洲民粹主义、为义和团辩护时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 并且为什么憎恶呢? 中国人并不憎恨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

  人民领袖毛主席说:“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国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 还是各国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 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总理也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徳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东汉时期的一首民谣: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义和团运动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压迫低层群众的产物。千万不要瞧不起群众!

  注释:

  ○13月12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次“健康峰会”上,有个叫托马斯•考恩的医生称:是5G导致了当今新冠病毒的传播;非洲所以没有爆发疫情,就因为那里没有5G。此论一出,得到不少名人在网上转发,成为国际谣言。

  ○2参见“环球网”4月14日文章:《白人“义和团”,开始火烧欧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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