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知识分子为何群起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

2021-02-01
作者: 郑渝川 来源: 经略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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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评图书:

  书名:《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

  作者:(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

  译者:钟虔虔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文化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同盟国与协约国阵营已经形成已久,尽管开战的具体发生看上去有些令人猝不及防,但人们还算是有所预期。德国历史学家、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指出,如果说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滑向战争,还能寻找到不可避免的理由(皇储被刺杀、保卫斯拉夫兄弟)的话,当时的德国其实并没有充足的开战理由。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很清楚,德国滑向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陷入了英国、法国、俄国组建的包围圈——但这种理由在当时无法清晰的向德国人民有效阐明,而且在国际关系场合也算得上是牵强。

  德国的知识分子——请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一直长期是欧洲乃至世界的知识和思想中心,类似于而今美国在思想界的地位——开始致力于发掘战争意义。这些知识分子以神学学者、哲学学者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学者为主。他们成功的找到了德国开战的理由。

  因为从现实政治的逻辑,无法充分论证德国开战合理,所以就从神学和哲学角度进行建构,让战争上升为战争目的。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在其所著的《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一书中就谈到,德国知识分子将德国参战说成是一个高尚的计划,即拯救人类、拯救文化、拯救欧洲。这就意味着,战事进程哪怕不顺利,也不能否定德国参战的正当性。

  很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开战理据也并不充分。美国本国的一些保守右翼分子,以及美国以外的美国霸权追随者,也同样学到了德国知识分子20世纪初的创意,即在现实逻辑无法自洽的情况下,诉诸于神学和哲学角度,从形而上的视角为美国开战论辩。

  知识分子中也有冷静的声音。马克斯·韦伯就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目的大讨论实际上就是一堆文人在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通过推销和扩散对国家和人民毫不负责的观点来捞取个人好处。韦伯本身是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德国“世界政策”的拥护者,但他对于德国利益的深刻考量使他没有逢迎那种浅薄贴合战争狂热的文人论调。《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书中指出,韦伯意识到德国知识分子发明的开战逻辑,在政治上授人以柄,并刺激民粹走向不正常的狂热。

  〇 谁是真正的敌人?

  开战的中前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成员以及像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自由派,认为俄国是主要的敌人。这一点上很接近于意识形态立场。因为沙皇俄国在整个19世纪,就是反动欧洲的宪兵,镇压了东欧和中欧所有解放运动和进步运动。俄国还将数千名进步知识分子和作家流放到西伯利亚,或是强迫其流亡到西欧。而且,战事进程也有助于佐证将俄国视为主要敌人的观点:战争初期,俄军率先攻入东普鲁士,烧杀抢掠,军纪崩坏,这加剧了知识界对于俄国的反感。

  也有人认为英国才是真正的敌人。持论代表人物分别是马克斯·舍勒和维尔纳·桑巴特。他们认为英国以及美国代表的是残酷无情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这部分德国人认为英美资本主义媚俗、虚伪、毫无道德底线,而德国应该走不一样的道路。

  《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书中指出,多数德国人将法国看为主要敌人。因为法德两国的直接交锋最厉害,而且两国还有历史宿怨。托马斯·曼就提出,法国文明与德国文明是对立的。

  当德国政府在1914年7月底、8月初开始战争动员,柏林等德国城市的中产阶级居民陷入了沸腾。《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认为,迎接战争,虽然总体缺乏理由,但开展带来的兴奋感、使命感、乐观自信心态可以挟裹人群中的多数人,将“渺小的‘我’融入沸腾的大众当中……兄弟般的感觉奔涌着,淹没了一切因为地位、语言、阶级、宗教而造成的差异”。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一直站在反战立场上开展宣传,但战争一旦打响,德国的各大工会就决定战争期间放弃罢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绝大多数成员也在德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发行战争债券的投票中投出了赞成票。这种姿态产生了一个神奇的效果,也就是那些原本对开战前景不乐观的平民,也因为工人阶级代言人与皇帝的和解可以提高德国的战斗能力。

  〇 虽死犹生?

  神学家对于开战带给德国社会的观察,就更有意思了。战争被认为是可以重塑德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洗涤人心,恢复人们的道德标准。而哲学家们也纷纷予以应和。托马斯·曼在开战后不久就总结了战争给社会的“净化作用”,认为战争虽然是一场灾难,却是高度必要的,因为战前的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腐蚀了人心。托马斯·曼认为,和平环境会造成腐化,而战争会激发创造能力和善,从而走出“自私、物化、虚谎、堕落的世代”。

  德国神学家海因里希·莱尔施认为,哪怕因为参加一战而使得战士们死了,德国却可以因此获得新生。在其的笔触下,牺牲是一种乐趣,是神圣的,也构成德国人对于世相的救赎。这被认为富有宗教意义,因为宗教视野中,牺牲的思想与悔改、惩罚,以及圣洁、神圣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因为着力批判英国,所以不可避免的对准了英美资本主义的内核,认为这导致了德国文化和社会的腐化,认为其不仅代表着“不信神”,而且“无用、空洞、缺乏根基且存在缺陷……用外在的装饰掩饰了内在的腐朽,它赤裸裸地追求金钱和享乐,它做出的超人式的举动既狂妄又可笑……”。

  学者们还激愤的批评了英国模式为蓝本的世界性资本主义,认为这是英语民族强加给其他语种、民族的负担。这种观点推导出的结论是,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就是利益至上,而不像德国有着英雄价值观。

  对于英国国家精神、英式资本主义的这些批判,具体的观点表述在后来很长时间内,经常被直接大段套用。

  〇 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一战开战后,德国的东线遭遇了沙皇俄国的猛攻,而在西线,比利时则充分暴露在炮火面前。两边战场都充斥着无孔不入的暴力,俄军虐杀德国民众,而在比利时游击队的攻击下,德军在反击中也攻击了平民,并炸毁了历史文化名城。

  英法以及若干中立国家的知识分子据此谴责德国军国主义以及因此的野蛮行径。连俄国沙皇也宣称,消灭德意志军国主义是俄国的战争目标。在这种糟糕的舆论处境下,德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反向挺进,干脆捍卫起了军国主义,美其名曰是道德上的保守主义,具有英雄色彩。

  德国哲人在整个近代,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许多璀璨的思辨与理论成果。德国知识分子当时就将德国哲人与军人的形象合二为一,宣称这是圣人的一体两面,并指出借助武力来传播德国文化尤其是到的价值是非常合理的。

  尽管德国知识分子在协约国、中立国指责德国军事暴力时给出的辩解,总体上是无力的,但也并非全无价值,他们成功的指出了在国际舆论场中道德的相对性和虚伪性:德国在论辩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在比利时的暴行就受到了更多重视和谴责;而俄国在东普鲁士的罪行,也因为受害方的舆论弱势,而根本得不到重视。

  德国知识分子还试图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诠释的自由概念以外,重新定义这一政治概念,提出了“德国式自由”的理念。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与协约国阵营的同行进行论辩的过程中,德国知识分子才真正意义上发明了欧洲联盟的想法——这一想法会在几十年后得到落实:借助于美国向欧洲提供军事保护,(联邦)德国与法国等过去的敌对国在产业等经济领域建立密切合作,并通过长久的发展,让德国获得了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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