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叛变】南方系的李铁为什么急着交投名状？

　　近日，前《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李铁在微博发布了自己告别“恨国公知”的自白，被人戏称为“叛变”的公知，这事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浪。在“战狼”出击的浪潮中，公知势力早已节节败退，甚至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比如去年疫情期间“给美国递刀子”的方方女士。李铁的自白书一出，更是“亲者痛仇者快”，在负隅顽抗的公知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曾经在网络空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公知大V怎么“堕落”到如此地步，即便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不也得学学梁漱溟，起码还能落个“硬骨头”的美名。

　　去年疫情导致美欧民主神话破产，公知多年鼓吹的谎言破灭，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知最终还是败给了辩证法，他们也逃不出任何事物都有的产生、发展再到灭亡的规律，曾经甚嚣尘上的公知走到头了。然而，公知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的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过程。

　　在当下，公知基本上是“恨国党”的代名词，逢中必反，跪欧舔美。比如李铁的自白中写道，“我们都是英美道路的信徒。在我们的世界观里，我们有了一个简单的二分法：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符合英美自由民主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因为英美发展的好，我们落后，因此他们就是先进的，是对的”，“把英美模式意识形态化，才是真正的灾难”。这一套理论一般群众都难以接受，更不要说打了鸡血的“小粉红”，更欲将其置之于死地。

　　但是早期公知们为何能够在中国的舆论场占据一席之地甚至主导舆论，但后来却成为过街老鼠呢?

　　其一，社会环境的变化。

　　舆论场社会环境的风向标，社会环境的发展决定着舆论的变化。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公知和反公知的的争论，主要就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本质是在争论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正如李铁所说，90年代的中国，有很多荒谬和不如意之处，而欧美发展的好，因此欧美模式就是中国的救命稻草，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就是好。由此导致“那个时期的大学生，和文科教授们一样，普遍都是恨国党。越好的大学越是如此”。

　　但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强国，要在世界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在控制疫情方面表现抢眼。这导致公知们的戏再也唱不下去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公知们的“滑铁卢”。

　　其二，公知自身的堕落。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一次评选了“影响中国的50位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由此定义可以看出，公知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但是“具有批判精神”这个描述则不那么明确，批判的对象是什么?通过对五十位当选知识分子的分析和公知后来的演变来看，这里的批判是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具体表现为反党反政府，反对中国的革命，反对现存的秩序，甚至全盘否定中国的历史。他们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公知群体的本质特征，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是基本的门槛，体现了他们的精英主义，关注社会问题则是他们鼓吹民主宪政的手段，是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服务的。

　　其中一些人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是敏锐的，对社会前进起了促进作用，自然会赢得人们的信服。比如陈丹青对教育的批判，“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这不是一针见血吗?还有于建嵘教授发起“微博打拐”活动，发动网友拍摄街边的乞讨儿童，上传微博并报警，并希望立法禁止儿童乞讨。“孙志刚事件”中，贺卫方等五人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以上这些行为难道不值得称赞吗?敢于就就一些社会问题发声，能够反映老百姓的利益，而且由于这些人社会地位特殊，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因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而当时的人们，苦闷于现实的煎熬而没有出路(或许有其他的道路，但是没有群众影响力)，这些“公知”自然成为了意见领袖。

　　然而，越往后发展，公知越来越成为单纯的民主宪政鼓吹者，和老百姓的实际利益脱离，为了反对而反对，一切以欧美为标杆，丑化否定中国和中国历史，尤其是否定和丑化中国革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感。有些人早已激流勇退，例如当年当选“公知”的温铁军，现在是农村改革的高级专家，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想减轻小农被资本碾压的阵痛，和“公知”沾不上半毛钱关系。公知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名词，公知们也越来越成为政治人物，例如任志强。而当下我国是党领导一切，公知们对此意见极大，也不能不走下坡路。再加上民主自由的神话破了产，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主义，公知们只好退出历史舞台了。

　　虽然公知即将推出历史舞台，但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却不会一下子消失。因为现实任然不那么理想，一边是全面脱贫致富奔小康，一边是青年贫病交加饿死出租屋，欧美神话破了产，中国神话还没有完全实现。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对很多人来说，天边的幻想是他们对现实的不满的发现。然而我们终究需要正视现实，正视神话的破产，重新寻找出路，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其实从早期公知的定义就可以看出他们必将破产，为什么呢?他们标榜自己具有批判精神，但实际这种“批判”却是对社会主义的偏见，对欧美的崇拜则变成了一种毫无理性的信仰，只允许他们批判别人，而从来不用镜子照照自己。他们对历史批判只是抓住一两个片段或是自己树立起一个臆想的靶子进行攻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只是他们的鼓与吹只是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服务，不幸的是，这种特殊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少数人。当他们鼓吹的神话破产了，谎言自然无法继续。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人民自然不会被他们长久的忽悠。

　　公知下台，自然是一件好事，我们识别骗子的眼力又增加了几分。公知式微，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金灿荣政委早就观察出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舆论场是张维为、胡锡进、金灿荣们这些国家主义者的天下了，他们成为了新的意见领袖，新的“公知”，只不过“批判”的对象变成了“西方”，我简称为“强国派”。

　　这两派人马表面上对立厮杀，但背后的逻辑却惊人的一致。公知们有很敏锐的嗅觉，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一般躲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非常善于借题发挥，以显示欧美模式的完美无缺;而强国派则将毫不逊色的眼光射向了欧美模式的弊端，同样的借题发挥，凸显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中国道路的先进性，而几乎看不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或者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二者的对立恰似CCTV与VOA(美国之音，反华媒体)，自己绝对正确，而对方千疮百孔。

　　金灿荣这样点评公知：“他们是被豢养的有人格缺陷的一群人。”这句话倒也形象贴切。但是公知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者官员，比如北大教授贺卫方，比如高中教师袁腾飞，比如湖北作协主席，是谁豢养了他们呢?难道是人民用自己的税收养起了他们?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问问金政委，是谁在养着张维为们?

　　舆论场是个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公知们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比西方人低一等，除了那些自轻自贱的人们，这一套说辞自然会遭到国人呢都抛弃。强国派则换了策略，把国人捧的很高，可是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说夸你勤劳刻苦，就是要让你为大国崛起承担代价，把“996”当福报。捧杀和棒杀，我们都要警惕。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不需要意见领袖代表我们，我们曾经寄希望于公知，结果公知叛变了。我们还能靠谁?只有靠我们自己彻底的批判精神，去寻求一条真正可以获得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