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抵制洋货”?“极端抵制”与耐克销量暴涨


  HM、耐克等跨国公司碰瓷新疆棉的举动,24日开始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广泛的抗议与抵制浪潮。

  在这股抵制浪潮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行为,某短视频播主发了扔自己耐克鞋的视频,紧跟着扔阿迪、扔HM的短视频纷纷跟进;短视频直播主跑到耐克门店,“大义凛然”地指责买鞋的顾客;某楼盘开发商打出了谢绝穿耐克和HM者参观的横幅;直播带货卖阿迪的主女播被骂到大哭;一段烧耐克鞋的视频一直火到了国外,被反华媒体津津乐道地炒作……

  笔者的一位网友对这样的极端状况感到忧心忡忡,便私信了笔者交流这个问题:

  自由派一面炒作、嘲讽“极端抵制”现象,一面秀自己的“智商优越感”,然而,在他们所举的案例中,笔者看到的更多的却是没有节操的短视频播主的“恰饭”行为,是资本家打爱国牌的营销行径,而这些全部被栽赃给了爱国群众。

  就连那段所谓烧鞋视频,实际上也是抖音平台一名用户早在3月16日就发布的,该用户事后澄清只是把不能穿的旧鞋子烧了发vlog,与抵制行为毫无关系,只是被别有用心的短视频播主移花接木加上了一个标题。然而,这段视频就首先被国内的主流媒体平台拿出来“强烈谴责”,然后被外媒疯狂炒作。

  “极端抵制”存不存在?当然是存在的,当“复古读经”成为一股风潮,《弟子规》重新进小学课堂,“员工给老板下跪感恩”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就已经复活了,但真正的“极端抵制”必然只是个例。

  与事实上并没有广泛出现的“极端抵制”完全相反的是,得物app上AJ(乔丹)鞋销量在24日以后出现暴涨;B站up主统计发现,24日耐克品牌在淘宝的销售量也出现了暴涨:

 

  截图来自B站up主“天然无害的蛋蛋”的视频

  笔者并不认为这个数据失准,耐克的股价显示,在经历了两日的下跌之后,周五又出现了反弹:

  B站这名up主将这样的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幸存者偏差”,即爱国网民讨论的热火朝天,实际上大部分消费者还不知情,反而因为莫名其妙的热度被带过去搜索,然后转化为耐克的销量增长。

  这种原因可能是存在的,但笔者并不认为是主要原因。这两天耐克的“热销”,相比以往促销活动或者新品发布时的“热销”,并没有热到哪里去,也并未达到历史最高点,只是反过来说明爱国网民的抵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相反,笔者所住小区的居民群这几天也都在热议跨国公司碰瓷新疆棉的事,而且普遍是谴责的态度。那些发言的邻居绝大部分只是最底层的市民阶层,耐克对他们来讲是奢侈品牌,平时很少购买。

  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很普遍的,爱国网民的社会阶层普遍不高,也就是说网络上平时抵制洋品牌,抵制耐克、抵制苹果的人,大多数本来就不会刻意去购买这些洋品牌,一方面是爱国情绪使然,一方面是“经济基础”决定的。

  而那些资本家或者小资中产阶层,并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爱国情绪;相反,他们还会去嘲笑那些爱国网民“义和团”、“反智”,津津乐道地炒作那些“极端抵制”现象,甚至故意在这个时候去买耐克,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智商优越感”。

  相比爱国网民强烈的抵制情绪,众多电商平台只是下架了HM的品牌,并未触及耐克、阿迪;众多明星宣布取消代言合约,可耐克仍旧是国家队赞助商;环球总编胡锡进也站出来表态:“你们且去闹,政府不参与”。

  其实,相比耐克、阿迪、HM伤害了我们民族情感问题,笔者更关切的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由此造成的产业沦陷,以及资本全球化体系下中国劳工遭受双重压迫的境况。最爱国的人,反而是最底层的劳动者,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悲愤的事。

  联想到上次全民抵制NBA到央视复播不过短短几个月的事,笔者对这次全民抵制的结果并不乐观。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坚信:愿意理性抵制“洋货”的群众,才是中国未来的脊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青年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冲破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重重阻挠,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以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青年毛泽东和成群结队的学生一起,涌向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积极开展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夺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都曾经进行过抵制日货的运动;解放前的国统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主席称赞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当然,单纯的“抵制洋货”解决不了反帝反压迫的问题,但这却是觉醒群众、发动群众的必要阶段。

  一百年前,在群众逐渐觉醒起来的基础上,反帝反压迫的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新路。

  一百年后,尽管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经历了高潮到低潮的变迁,但反帝反压迫仍然是时代主题,马克思从未过时,毛主席所指引的新路仍然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

  所以,“抵制洋货”仍然是正义的、必要的。既不要像鲁迅先生在《论毛笔之类》一文中所讽刺的,把以反帝或产业自救为目的的“抵制洋货”,搞成了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不必因为自由派及小资精英秀“智商优越感”的嘲讽而自我矮化,他们不过是一帮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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