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国豪的悲剧是没赶上“福利分房”，却碰上了潘石屹

　　文 / 子午

　　题记：不管怎么说，付国豪的离职是一场悲剧，就不调侃老胡了，今天说点实际问题。

　　付国豪因经济状况从《环球时报》离职的消息这几天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在今日头条上率先提供消息的付国豪的父亲付学成随后又给出了具体的原因说明：

　　主观上的原因就不多讨论了，付国豪的“善良”不算什么缺点，“投桃报李”本是一个巨大的优点，在一个充满铜臭世界更是弥足珍贵的。

　　这更加印证了付国豪是环球时报社的优秀员工，可以持续发光发热，而不是仅仅是那句“你们可以打我了”所表现出来的精彩一瞬。

　　胡锡进在回应付国豪离职事件时称：

　　这么优秀的员工，环时和老胡都留不住，环时和老胡是有很大的必要作出检讨的。

　　付国豪的父亲付学成讲的两条原因的第一条客观原因，恐怕才是付国豪离职的主要原因，尽管付学成声称这不是主要原因。

　　很多为老胡“辩护”的人都在吐槽，“才工作三年就想在北京买房？”问题是人家也没奢求“工作三年就在北京买房”啊。

　　按照付学成讲述的情况：付国豪作为记者必须随叫随到，所以租房离报社不能太远；付国豪作为记者要有独立的空间写作，没法住群租房，单独租住一个月六千以上；加上各种开支，一个月下来收入状况就是“赤字”了，还需要家里补贴。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下属单位，报社办公室应该也是在离国贸不远的人民日报社。

　　这里可是北京的黄金地段，附近租房子价格自然低不了。付国豪的这点工资仅房租一项就能开支的差不多了。

　　而像付国豪这样的情况，在环球时报社显然不是少数，为什么环球时报社就不能给付国豪这样的年轻员工就近集体解决一下食宿问题呢？

　　2009年，出版社转企改制正式启动，环球时报社的上级单位人民日报出版社也很快完成了由事业单位向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制，环球时报社本身的性质也从事业单位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独立核算、参与市场竞争。

　　当环球时报社变身成为一家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企业，它就必须要考虑“开源节流”。所谓“开源”就是增加收入，去年实名举报胡锡进的环球时报副总编、广告部主任段静涛就曾经是环球时报社的“财神爷”，曾让环球时报年入2亿广告费；而“节流”就是尽可能地缩减支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员工工资和福利。

　　从“节流”的角度出发，环球时报社显然不会愿意给付国豪这样的年轻员工解决宿舍问题。

　　从地图上看，环时的上级单位人民日报社大院里面貌似也是有宿舍的，只是这个宿舍好像通过内部关系都可以对外招合租了。

　　大院里面也有员工家属区，只是这个职工分房福利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事了，现在这些分的房子也被拿出来出租了：

　　相比付国豪这样的“新人”，报社的老人算是“特权”阶层了，然而，笔者并不是主张收回这样的“特权”，因为这种的“特权”本来就是毛泽东时代赋予劳动人民的应得的“特权”。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住房分配制度。公有制企业承担了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这就是被后来的改革经济学家们诟病的“企业办社会”。

　　企业给员工建设家属区、直接分配住房，家属区内设立食堂、小卖部、幼儿园、学校、医院、澡堂、影院等几乎所有福利性、低收费的生活设施。这种模式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突出特色，正是在这样的模式下，工人们以厂为家，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充分发扬了主人翁精神，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短短20多年间，建设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强国。

　　《你好，李焕英》呈现的老三线企业80年代初的面貌

　　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企业办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运用，很多大型国企都落户中西部，攀枝花这样的一大批新兴工业城镇得以建立；国企工人的居家内迁，为广大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昔日僻静的山沟沟变成了熙熙攘攘的现代化社区，极大地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的均衡发展。80年代国企改革开始以后，剥离了企业的社会功能，企业一搬走，整个地区就塌方性衰落，资金、技术、人才重新流向东部。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今天暂且不表。

　　《你好，李焕英》的工厂原型“东方厂”今貌

　　1991年6月，《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发布，住房产业化改革进入酝酿阶段；1994年7月，《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下发，正式确立住房商品化的目标；1998年7月，《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发布，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即发放住房补贴），截至1998年底，全国已经全面停止实物分房。

　　1991年才出生的付国豪，显然不可能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

　　胡锡进曾经讲述了自己咬牙买下一套西山房子的经历，讲述过程中充满了买房早的“小确幸”；事实上，1989年就参加工作的胡锡进还有单位分的房子，只是没那么宽敞，就算胡锡进后来买不起房，也不至于像付国豪这般窘迫。

　　付国豪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从他在香港的表现来看，他有着一份火热的赤子之心；从他父亲的描述来看，他也是很热爱自己的工作的，完全可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记者，然而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青年记者却因为住房问题被迫离职、逼回了老家，只能说他没赶上一个属于劳动人民的“福利分房”时代。

　　然而，付国豪也仅仅是处于“打工人”地位的90后青年的一员，付国豪如今的遭遇是很多已经踏入社会的80后、90后青年正在遭遇的。只是因为付国豪在2019年8月的经历，让他的离职引起了如此多的关注与讨论。

　　近几年，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瘦身”仍在继续，把剥离“企业办社会”推向了最后的阶段。前不久的一次朋友聚会上，笔者的一位马哲专业的大学老师朋友被气得破口大骂，原因就是随着“剥离”的进行，校方要求他们补缴社保，每月领工资的时候还要给学校倒找钱……

　　90年代房地产业的兴起制造了巨大的物质繁荣，拉动了钢筋、水泥、化工、电力等多个产业的强劲增长，也制造出了一小撮暴富，其中就有前不久因为儿子侮辱英烈而陷入舆论漩涡的潘石屹。

　　让潘石屹走上人生巅峰的SOHO2项目，离付国豪先前工作的环球时报社相距仅2公里，而潘石屹们的暴富与付国豪们的“困窘”又几乎是相伴而生。

　　潘石屹和他的儿子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指望“爱国”是绝对靠不住的；爱国所依靠的也只能是付国豪这样的亿万个普通的底层青年。

　　付国豪的境况在爱国青年中是普遍的，笔者非常赞同郭松民同志的这段话：

　　某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说，爱国就不要讲什么条件，黄继光、邱少云牺牲前，跟国家要过什么保障吗？

　　对不起，国家当时还真给了保障。黄继光、邱少云都是贫农家庭出身，新中国让他们这样的亿万家庭翻身得解放，分到了土地、农具和地主的房子，他们义无反顾要保卫的就是这样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