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救不了台湾人
一省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49例，12例死亡，这事发生在现在的中国，离不离谱？
再一看，是台湾省的事儿。
台湾最新一轮疫情大规模爆发至今已经超过2周，岛内已经有专家建议应实施更严厉的“第四级警戒”，让当局可以规定民众只在必要时才外出、封锁发生严重疫情的乡镇市区或县市等。
但台湾地区防疫工作负责人陈时中却坚持强调，目前绝对没有需要把防疫指标升级。
全球疫情爆发以来，这种行政官僚与医生、专家意见不一的事件，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尤以懂王与福奇的争执最为著名。但我国台湾省能发生这种状况，既在意料之中，却也有点“不合情理”。
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当局的各级行政机构的官僚中，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是大夫。
就这位跟医学专家唱反调的陈时中，从政前就是一名牙医。
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是在两岸三地医界都知名的外科医师，不但是台湾器官标准移植程序的建立者，更是华人医学界在叶克膜（ECMO）技术上的执牛耳者，其医学造诣可谓精深。
柯文哲
其他如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前民进党大佬沈富雄、民进党立法机构内召集人柯建铭等，也都是医生出身。
赖清德
医生从政，本身并不奇怪，但在高层政治精英中，竟有如此多医生官员，台湾地区可算在全世界独一份。
然而这么多“内行”的官员，在疫情面前却如此无力，甚至有些更是站在反医学反科学的立场讲话做事，真乃离天下之大谱。台湾地区医生从政，是有历史传统的，而曾经的台湾政坛医者，并不是今天这般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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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开始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
在这50年里，日本殖民者力求让台湾人“皇民化”，担心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学习太多知识，启迪民族民主意识，所以严格限制台湾人报考文政部、理学部和工学部，而就读人数较少的医学部和农学部相对开放。
再加上日本殖民初期，岛内条件比较艰苦，少有日本医生愿意来台执业，但医生又实在是必需品，所以日本于1899年成立了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后变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也是台大医学院的前身），培养台湾本土医生。
因此在当时的台湾，有条件就读大学的本土精英，医学和农学是他们仅有的选择。有资料记载，1944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有台湾本土学生85名，其中有80人集中在医学部。可以说医生就是台湾本土精英的代名词。
所以，医学自然而然也成了当时台湾社会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有“台湾孙中山”之称的蒋渭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