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民族主义正恶化全球疫情 我们需要国际主义作为解方
【编按】当全球北方富国的人民陆续完成接种，亚非拉疫情却渐趋严重。印度、玻利维亚，以及肯亚领袖呼吁发展以所有人为对象的疫苗生产与分配计画，建议药厂分享技术，与各国豁免专利，终止这场致命的疫情。
原文标题 "Vaccine nationalism is killing us. We need an internationalist approach"，刊载于英国《卫报》。
文／Rogelio Mayta（玻利维亚外交部长）、KK Shailaja（前印度喀拉拉邦卫生局长）、Anyang' Nyong'o（肯亚基苏木郡郡长）
译／张宗坤（台湾劳动历史与文化学会执行秘书）
玻利维亚民众排队等待填充氧气瓶。（图片来源：卫报）
我们可以终结这场瘟疫。我们拥有生产疫苗的必要技术、材料与制造能力，可以在今年底前为全世界提供新冠肺炎疫苗。有了疫苗，我们可以拯救数以万计的生命，保护数十亿人的生计，恢复价值数兆美元的经济活动。
但事实却是：亚非拉的疫情越来越致命。变种病毒正往那些疫苗不足或是才刚送达的地区扩散。依目前的接种率来看，直到2024年之前，疫情恐将继续肆虐。
这并非巧合。世界贸易组织（WTO）医药专利体系的设计将企业利益置于人命之上。尽管我们被致命瘟疫笼罩，药品公司与全球北方政府的联盟却拒绝重新审视此一优先次序。他们阻止了专利的豁免，拒绝分享疫苗的技术，更不愿资助应对疫情的多边措施。
这是各国政府领导人与卫生官员要共同召开「疫苗国际主义高峰会」（Summit for Vaccine Internationalism）的原因。这个会议由进步国际（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主持（由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与前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成立的国际左翼联盟），目的非常单纯：发展为普罗大众生产与分配疫苗的全盘计划——提出技术共享、援引专利豁免，以及投资于快速生产的具体承诺。
七大工业国组织（G7）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履行此一承诺。相反地，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动用了约九兆美元来回应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迅速而果决地保护他们投资人的利益。
相对于此，让全球人民普遍接种的花费只需要230亿美元，相当于前述九兆美元的0.25%。要是美国、欧盟与英国政府强迫国内药厂向全世界分享其制造技术，花费可以再大幅度地降低。这项要求在美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毕竟美国的纳税人早已支付了开发莫德纳疫苗的全部费用。
美国政府仍未表达采行这项要求的意愿。甚至，G7原先在康沃尔峰会上向世界承诺将提供的十亿剂疫苗，如今也向下调整为8,700万剂，其中全新制造的剂数也仅有6,130万剂。
G7的盘算不只吝啬，还很愚蠢：国际商会（ICC）估计，倘若无法为各国提供疫苗，将为全球带来9.2兆美元的损失。终极来说，这项失败的承诺同时也是自杀式的：放任病毒蔓延越久，越有可能发生变异，变异株也越有可能凶猛地传回那些已推出接种计画的富裕国家。
真正的问题却不只是G7承诺的疫苗剂数不足。可以想见，新冠病毒未来将持续在世界各地传播。倘若全球卫生体系不发生变革，各地政府每年将持续支付数十亿美元的开销，以取得像是辉瑞等大药厂的追加疫苗（booster），否则就得向乞求美国政府伸出援手。
我们不能等待G7达成共识或是良心发现。也因此，「疫苗国际主义高峰会」追求的解决方案，是减弱（而非强化）这些政府对大药厂以及药厂总部所在母国的依赖。
为此，我们的政府正在考虑下列三项关键提议：
第一项是关于智慧财产权的建议。各方对大药厂提出分享技术的恳求遭到忽视。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新冠病毒技术获取池（Covid-19 Technology Access Pool，C-TAP）后的一年间，没有任何一间公司释出它们拥有的技术知识，反而选择保留对疫苗供应的完全控制。作为拥有候选疫苗与疫苗制造商的国家，我们考虑建立一个分享候选疫苗、试验方案与实验数据等进展的平台，这个平台必须真正透明，让各地的疫苗制造商可以生产必要剂数的新冠肺炎疫苗。
第二项建议与疫苗的制造能力有关。某种危险的迷思持续流传，也就是认为发展中国家无法为自己制造疫苗。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各地的疫苗、生物试剂与药品制造商试图生产新冠肺炎疫苗，却被药品公司拒绝，后者坚持以他们封闭的圈子控制全球的疫苗供应链。
任何疫苗都由两个要素组成：可以制造疫苗的法律授权，以及如何制造疫苗的知识。倘若疫苗的配方可以共享、制造疫苗的权益可以提供，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工厂里头生产所需的疫苗。
通过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能力，我们将尽各自所能，共同为这场大流行划下句点。倘若我们任何一个国家有更大的力量去管制新冠肺炎的疫苗与疗法，我们会将这些力量借给没有这些条件的国家。
第三个建议是关于集体不服从。某些可以凌驾于智慧财产权保护的规定早已存在，例如2001年WTO发表的《杜哈宣言》。然而，因为对来自某些政府的制裁或是大药厂的报复有所担忧，各国仍犹豫不决、不愿行动。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共同将这些绕过智慧财产权保护的措施国内法化，从而对目前作用着的垄断药品模式有效地造成威胁。
总而言之，这些倡议可以改变全球卫生体系的整体逻辑：从民族主义转向国际主义，从慈善变成团结，从相互竞争到彼此合作。我们希望这场疫苗国际主义的高峰会，是这趟转型之旅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