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为孟晚舟获释回国欢呼, 却至今误解华为的本质

　　宋磊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导读】据媒体报道，在中国政府努力下，孟晚舟已搭乘飞机从加拿大回国，预计今晚抵达深圳。孟晚舟在获释后发表的简短演讲中表示：“我想感谢我的祖国和祖国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支柱！”很多人为此感到高兴，国内也开始争相传播这一消息。在这一具体事件背后，需要追问的是，华为对中国乃至世界工业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孟晚舟事件”后，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又将面临哪些新挑战？

　　本文指出，这些年关于华为的争论，强调的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大国竞争。大国竞争当然重要，但如果高度简化，排除道义与公共性问题，并不利于华为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当前形势下最可能理解和支持华为的国家)中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分析，华为在生产组织方式特别是企业间关系方面，成功利用了庞大且丰富的中国企业网络，与国企、外企和其他民企形成了良好的竞合关系，这是其成功的重要经验；在企业内关系方面，华为在借鉴西方先进企业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优化”的方式实现管理改进；在生产关系上，颇有经济民主特色的“大规模合伙人制”，则成为支撑华为绩效提升和企业创新的重要基础。与大国竞争相比，组织形态创新更有公共性，因为在世界工业史上，在组织形态领域做出开创性创新的企业，其贡献往往超越特定的国家范围。从这一视角讲述华为及其背后的中国工业故事，不仅有助于华为在世界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得到真正的理解支持，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工业化叙事的深化和拓展。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原题为《进行中的开创：华为实践的工业史意义》，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华为正在受到广泛关注。在当前很多研究中，华为具有“贸易冲突中的焦点企业”和“技术领先的中国企业”两重身份。这些研究选取的参照系是当代企业，设定的分析焦点是技术进步。以当代企业作为参照系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在这种参照系下，华为难以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类似企业对接，这意味着华为实践的意义不能在世界工业史的层面被理解；第二，这种思路有将华为与当代中外企业割裂开来的倾向，但与当代中外企业的联系也是华为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技术进步为分析焦点同样存在问题：第一，技术优势往往不是长期而且绝对的，这在华为所在的通信、半导体产业尤为明显；第二，技术进步是组织行为的产物，造成同一产业中的企业的本质差别不是技术，而是产生或驾驭技术的组织行为。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来说，组织形态与组织能力非常重要。因此，笔者认为，相对于围绕当代企业的横向的参照系，依托世界工业史的纵向的参照系更为宽广；相对于以技术进步作为焦点，对组织形态创新的分析更为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