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重建的是价值观和国家精神

　　看到普京告别因舍己救人而牺牲的俄罗斯部长济尼切夫，让人感到震撼和感动。一个国家的部长，据说还是大将军衔，能够在危急时刻舍生忘死相救他人而英勇牺牲，不知道这种情况在其它国家是不是新闻，至少在中国属于重大新闻，因为在当今中国很少听到有哪个部长省长因舍身救人而牺牲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观原因，就是价值观的差别造成的。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1982年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因救淘粪农民而牺牲所引起的巨大争论。那场争论对中国价值观和国家精神的蜕变，起到了具有转折性的负面历史作用。

　　当时西安军医大学学员张华遇到一位69岁的掏粪农民因被粪坑毒气熏倒而跌落粪坑时，作为军医大学学员的张华明明知道下到粪坑救人同样有被毒气熏倒的生命危险，仍然舍生忘死下到粪坑救助这位掏粪农民，结果也被毒气熏倒而牺牲，付出了24岁的年轻生命。张华牺牲后，第四军医大学召开表彰大会，授予张华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追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所有这些对张华烈士的表彰，都是在弘扬一种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树立一种舍己救人的崇高价值观，推动国家精神朝着崇高目标发展。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控制中国媒体舆论的那些“平反右派”却反其道而行之，掀起了一场所谓“如何衡量生命价值”的恶意大讨论，认为大学生的生命价值高于掏粪民工，大学生牺牲生命去救一个掏粪民工，等于“是用一块金子去换一块石头”，根本就不值得，这样做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漠视和否定，没有丝毫崇高可言，不仅不应该肯定和提倡这种行为，而是应该彻底否定这种行为。最终的结论就是，不能不顾生命价值的差别而盲目提倡舍己救人，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尊重生命的价值差别，提倡由低价值生命去换取高价值生命，而不应该由高价值生命换取低价值生命，也就是说只应该提倡掏粪民工去救大学生，而不应该提倡大学生去救掏粪民工。

　　这场争论的结果，不仅彻底否定了舍己救人、舍生忘死的中华民族优良美德和共产主义价值观，而且还按照职业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确定了不同的生命价值，把原本平等的人类生命分成了高价值生命和低价值生命，就像商店里的商品一样，各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有了各种价格，并且在这种高价生命和低价生命划分的基础上，确立了低价生命必须服从于高价生命，在关键时刻低价生命要为高价生命去牺牲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确立，拉开了中国道德伦理崩溃的历史大幕，后来社会一系列悲剧的形成都是与此有关。

　　最初给社会不同成员的生命进行不同定价的，主要是那些平反右派组成的知识精英，其目的主要是抬高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贬低其他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所以当时给生命定价的标准主要是文凭职称等等知识含量，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百姓便因为没有文凭职称，便被确定为生命价值最低的人群，从而变成了为极少数高价生命创造财富的低价人口，并且在必要时候要随时准备为高价生命而牺牲的低价人口。可是后来随着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发展，那些新崛起的企业家认为财富不是由知识创造的，而是由资本创造的，生命价值的高低不应该按照知识排列而应该按照资本排列，于是便把企业家排到了生命价值的最高端，把企业家推到生命价值最高端的金钱，自然也就成了社会的上帝，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和上百年来所建立的革命价值观，也就随之土崩瓦解了，中国人的精神也就彻底垮塌了。

　　十八大之后，我国开始重建红色文化，恢复向英烈学习的崇高价值观，但是由于几十年来被颠倒的价值观已经固化为一种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不同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序列已经形成，私营企业家已经占据了生命价值序列的首位，知识精英已经取代广大劳动群众而占据了生命价值的高端地位，特别是在媒体和舆论主导权已经完全被企业家和知识精英所掌控的条件下，要想单纯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改变精神领域的现有价值观，将十分困难。马克思曾经讲过，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但是理论一旦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目前在物质领域暂时还很难改变不同生命具有不同价值的价值观情况下，只有将红色价值观重新注入人民大众的观念之中，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改变生命等级制的现有价值观。

　　首先需要做的是恢复生命价值平等这个资产阶级的生命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再重建人民至上、劳工神圣的社会主义红色价值观，一旦99%的人民大众接受了生命价值平等的价值观，并且在此基础上普遍形成了人民至上、劳工神圣的红色价值观，那么中国社会就一定会彻底扭转目前这种富人生命高于穷人生命、知识精英生命高于一般民众生命的生命价值观，形成全社会为人民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底层人民服务的崇高社会精神，奠定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