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们，还能有多少次不负责任的恶？
笔者在昨天所发的《从“拉胯”现象看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一文中提及到，“许多网民的思想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缝合怪，在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重撕裂下，舆论场如果把持在虫豸的手中，动辄胡乱洗地或者为吃流量饭而出卖良心，那比现实更魔幻的舆论场，也就在所难免了。”原本想过几日再行叙述舆论的把持问题，结果，就在凌晨发生了令人扼腕、震惊并且愤怒的“刘学州自杀”事件。
这一事件，再次向我们展示了流量媒体、营销媒体毫无道德底线、肆意违背新闻伦理的就“惊人成果”。有基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舆论传媒机器空转、形成自利集团的严重后果。
又是新京报
引起笔者乃至整个互联网圈层愤怒的是这样一则信息，微博热搜“刘学州自杀”，这是一名15岁的河北邢台男孩，在遭遇种种不幸后，又被没有操守的媒体带上了热搜，随后在网络暴力的迫害下，丧失希望，最终自杀。
刘学州自述，出生后就被父母卖掉用作“彩礼”，4岁时自己的养父养母因为安全生产事故先后去世，随后孤苦的孩子失去了依靠，遭逢过许多苦难，同龄人的欺负、体育老师的猥亵等等，一直到发现自己似乎是被卖掉的孩子，亲情缺失下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没想到亲生父母找到后，由于亲生父母实际上难以面对，最终出现了种种不愉快，而添油加醋的媒体将亲生父母的一面之词加以转述和放大，形成热搜舆论，最终导致刘学州被网络暴力迫害，最后无法面对这一切的刘学州，选择了绝路。
而笔者本人由于近期也时常注意着微博热搜。说实话，在前几天，我完全不知道刘学州其人其事，直到昨天，突然发现微博热搜中有一个关于留学中与其亲生父母纠纷我注意到这是《新京报》及其旗下视频号@紧急呼叫 转述的刘学州亲生父母的发言，其父母称刘学州要求为他买房，还称刘学州前往三亚游玩的钱是自己所出。目前来看，就是这条的微博激起的网络热议带动了网络暴力，导致了最终的严重后果。
网龄长的朋友们应该都记得，这些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甚至在近期也是频繁出现。譬如说前几日，震撼整个“朋友圈”的中国新闻周刊新闻《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由于记者在编辑新闻中采取了单方面记述当事人岳叔叔自身表达，形成了全网的风暴，也导致了最初的办案机构威海市公安局遭遇全网铺天盖地的指责。但从事后威海公安机关发布的信息来看，是当事人本身陷入了某种情绪陷阱，难以面对事实，而并非是公安机关不作为或者是乱作为，有意迫害等。不巧的是，这个《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的作者赵翔，以前也是新京报的记者。
不实信息，耸人听闻，经过某些节点的传播后骤然放大，随后全网风靡，不真实的信息随后对无辜的人产生伤害，网络暴力、以及网络暴力的次生灾害如自杀或自残，亦或是心态崩溃下的报复社会。这种事情早已不是第一次诞生，早在十年前笔者就已经愤怒过了，然而到如今，仍然一再出现。
远离新闻伦理的新京报们
回到导致刘学州被网暴的这条微博来看。其实，从结构上来看，这条微博是常见的一种短信息流叙事结构。他是描述某一客体，并指其“贪心不足”“白眼狼”“没素质”“道德品质低劣”等短平快叙事，这种信息流目前充斥于微博之上，各地方传媒旗下多有这种走短平快信息流模式的自媒体账号。
如这几天的微博热搜#成都一男子不配合安检称看不起外地人#、#广州保安连续20年没返乡过年#等等。这种信息流能否火起来，是完全随机的。因为微博这一尺度下的社交网络，是一个无尺度网络，其拓扑结构具有高度的分形特征，传播机制是一个混沌动力学系统。因此，各蓝V自媒体账号每天所发布的类似信息流多达数十，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能火。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京报 或许会感到冤枉，毕竟始作俑者觉得自己“并没有网暴更没有害死刘学州”的主观恶意。但这恰恰更能说明，这个组织的运行本身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伦理背反”。在导致受害者遭遇网络暴力最终自杀的微博里，笔者看不到一点点新闻伦理存在的影子。
首先，新闻伦理要求要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网络是网络，新闻是新闻，而现实是现实。新闻伦理要求新闻人应该将当事人的关键信息进行涂抹和遮掩，更不应该随意制造和传播可以直接定位到具体人的新闻。因为社会太大，随意传播个人信息，具有很高的风险，不确定性随着社会规模的增大骤然增加。保护个人隐私，在当代应该是一种常识，是一种元伦理。从这点来说，新京报的编辑目前应该属于非人状态。
其次，新闻应该具有客观性。网络近期爆火的诸多社会新闻“热搜”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网民戏称为“小作文”。是的，小作文。小作文的特点是就是第一人称叙事，这种方式给了给了旁观者极强的代入感，也很自然的会让观者情感上倾向于叙事者。试想一下，如果关于刘学州的新闻，先介绍刘学州被亲生父母卖掉、随后遭逢人生苦难、最后艰难寻亲的背景，再来报道刘学州父母声称刘学州索要房子，是否还会“激起浪花一朵朵”？
第三，新闻报道应该具有平衡性，对这一点许多网民没有感觉，也因而时常被“带节奏”。新闻的平衡性是指在新闻报道中真实、全面地陈列新闻事实，竭力呈现事件的各方观点，保证观点的多元，多维度还原事实真相。这要求传播者运用平衡报道的方法来传播新闻事实，务求真实、全面、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岳大叔时，还同时采访了威海市公安机关，新媒体在发布相关微博时不是单方面发布其亲生父母的说法而是同时发布两方面的说法，事情是不是又会不一样？
那么，新闻伦理就放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不去遵守，是不是因为不懂？恐怕不是吧。重新思考，如果是理性中立客观的平衡性报道，这几条“舆情”还会火起来吗？出于“短平快”而专吃流量饭的媒体人，愿意吗？
早在校内网时期，包括微博运行的早期，造谣与辟谣是一堆互反的事物。然而随着自媒体的日益深化，辟谣“事业”已经可以说是失败了。在2020年疫情爆发早期，还曾大火过一篇《对本次疫情的结构性反思：谣言、官僚和国家主义》，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哲学“堆料”，论证了辟谣是一种官家的权力，谣言则是自由的体现等“古早”自由主义观点，实际上根本经不起推敲。
和古典自由主义者认知不同，信息传递下的社交网络，是一种无尺度网络。在这里，信息的传递不是线性递增的，而是暴涨的。也即，某一信息在某些原因的加成下，可能突然爆发。“谣言传播数万，辟谣传播数百条”这就是因为传播条件不同。因此，对非真实信息的处理，事后追溯解决是没有什么用的，微博所出台的小蓝签和微信的涉谣删除机制，都不解决问题，除非采取回溯式，将谣言的传播途径反向遍历，以强制弹窗的方式告知每个浏览了非真实信息的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竞争流量的各大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外部体量大并不代表转发量就大，譬如微博上人日的正常新闻，转发和评论大多在数百，和许多自媒体在同一量级。而自媒体天生“道德要求低”，更容易“火”。为了拼流量，在竞争机制下，许多蓝V官媒节操也逐渐下降，最终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地域报道搞“饭圈式营销”，拉踩模式运用娴熟，动辄踩A地捧B地，然后第二天又踩B地捧C地；批皮打拳；无下限报道社会公序良俗反对的事物；搞创意新闻，为求“火”报道角度“脑回路清奇”，踩踏社会道德。等等。
无人负责的结果
笔者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最终没有人会因刘学州的死亡受到惩罚。虽然他们的确都是凶手。并且，如果不是刘学州采取了极端方式，他仍然无法洗清自己。可是最终，他死了。
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对群体的统治是通过技术治理实现的，是非人格化的，是单向度的。社群保持稳定的原因，是统治者本身是一种秩序，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秩序，而不是某个实体存在的人。
同样的道理，在刘学州的死亡中，编造内容的父母，违反新闻伦理的非真实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这些新媒体信息流的人，以及参与网络暴力刘学州的人，都负有责任。然而，大家都负责的结果，自然是无人负责。
当然，批判所有人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多少意义，随便着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网民们的思维和认知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实现思维“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和代际造成的信息差， 新用户的增长等等，仍然会存在很多网络空间中的群体无意识现象，尤其随着算法和流量宰制一切的时代的到来，这种群体无意识现象还会在中短期内出现反复和回升。我们固然要提倡每一个互联网公民都能约束自己的言行，但也要明白通过道德约束和素质教化并不能让作为整体社会现象的网络暴力，谣言和乌烟瘴气等消失，这需要舆论生态和结构的变化。所以，作为这个传播链生态的顶层参与者的新京报们，才必须要在这个事件里背负起主要责任。
近来，包括笔者在内，许多人都认为网络舆论在趋于“二极管化”。这是网络暴力的土壤。但反思“二极管化”现象之前，应该考虑的是二极管是怎么产生的。在这两年平台资本垄断，推荐算法和流量为王的情况下，创作高质量内容，远不如“搞噱头”然后吃流量有收益，而随着信息层面越来越同质化和低幼化，拼流量就几乎变成了唯一的出路。低幼化、同质化的信息，怎么能创造出不二极管的氛围？
另一方面，则是一切唯流量的KPI，导致了官媒、纸媒本身的自轻自贱。笔者有几位做记者的朋友，对传媒的内部氛围极度厌恶。之前的纸媒和官媒，过于“老爷化”，不接地气。主管部门为推动纸媒“讲人话”，对各媒体提出了由流量考核的KPI，却没想到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那么，不唯流量后，又应该如何考核和管理，或许主管部门也在思考，也在头疼。
这场悲剧就如同六子剖腹证明自己吃了几碗粉一样，不同的是，六子是被黄老爷害了，而刘学州，恐怕无论是新京报还是其亲生父母，并没有想要他的命。这就更显得悲剧了。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15岁，看他的遗书，我感觉他是一个生在悲剧和破碎中，但不断努力追求光明顽强的人。最终，命运压倒了他。不论如何，希望所有的牺牲不要白白流失， 希望媒体人可以更有节操一点，希望新京报们早日退出历史舞台，也希望我们在这网络的洪流中都能保有一份冷静，不要再“永远年轻、永远冲动、永远热泪盈眶、永远不长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