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

　　丰县的事从节前开始关注，第三份通报出来后写了四千多字发不出，删减到两千字还是发不出，换到小号倒是发出来了，但仅过半小时就被“用户投诉”了。似乎很多事情单纯表达一下愤怒可以，挖根子就不行了。

　　本来不打算再谈这个事，可刚刚看到又有网友讨论贾平凹的那句“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前几天扫过一眼以为是造谣，刚手欠搜了一下，发现还真是贾平凹在2016年4月14日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后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过的话。

　　当然，贾平凹讲这个话是基于现实的世俗人情，他也意识到了：“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同时也意识到，“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

　　遗憾的是，贾平凹在意识到没有能力改变之后，并不是试图在文艺作品里去深入揭露这个“深层的危机”，唤醒更多的读者来一道“改变”，而是选择向现实妥协，退回到所谓的人道主义立场，并试图在文艺作品里教唆读者去理解和谅解拐卖现象。这样的暧昧立场让笔者觉得很不舒服，跟印度政客面对妇女频繁被侵犯现象时抛出的那句“不能反抗那就享受”，语义上竟是如此相似。

　　有网友评论贾平凹的这句话时讲道，“如果打击拐卖能导致一个村子消失。那就说明这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个团伙。”

　　对于这个说法，笔者基本是认同的。事情发生了，就该去直面解决，“严刑峻法”也是必要的。但是，然后呢？“深层的危机”不解决，拐卖的土壤还在，下一个“团伙”照旧还会再出现。从这个角度讲，贾平凹在这个问题上想的比某些网友还要远一些。

　　不过就当下的短期而言，笔者是支持对人贩子“严刑峻法”的，甚至该杀一批罪大恶极者，毕竟拐卖人口的主要受害对象大多是那些底层缺乏保护的穷人。

　　而对于是否需要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法学界的罗翔和车浩这两天发生一些争论。

　　罗翔认为收买被拐妇女罪的量刑最高三年，甚至不如收买野生动物，太轻了；一个大活人的权益甚至不如花鸟，会让人对法律绝望。

　　车浩则暗讽罗翔，“社会一出问题就提修法，是小学生都能写的作文。”他认为，将收买妇女作为一种单独的行为去探索，量刑三年已经很高了。如果接下来有强暴、殴打、虐待等情形，再去累加即可。且即便是三年，执行上也很弱，法律在某些地方，似乎已成为一纸空文，再去给空文上的“3”改成“10”，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当立案定罪的后果特别严重时，当地各种力量都会努力避免这一结果发生。买方一口咬定是就是正常娶媳妇，花钱给介绍人，现在介绍人找不到了，全村人都给他出证人证言，只有一个被害妇女的孤证，怎么认定呢？”意思就是定罪加重，反而给调查取证、解救被拐妇女增加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