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俄乌战争的五个“预言”

　　曾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亲如兄弟的俄乌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固然有美帝国主义在背后挑唆、制造对立的因素，但“挑唆”也是对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的利用；反过来讲，战争的双方又何尝不是在利用“民族矛盾”转嫁“内部矛盾”呢？

　　俄乌民族矛盾是怎么产生的，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因素是次要的，主要的因素还是得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在这方面，毛主席的一系列论述堪称是富有远见的“预言”。正如毛主席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1、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讲道：“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解析：普京多次将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咎于列宁的民族政策，甚至当年斯大林同志也在这个问题上也与列宁同志产生过严重的分歧。

　　十月革命前，列宁同志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也认为单一制优于联邦制；而十月革命后，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面，列宁同志积极倡导以民族自决权为前提建立多民族联邦制国家，这是基于当时苏联的国情，基于布尔什维克与苏联残存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以及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情况，所作出的“权宜之策”，是同时解决革命、民族矛盾和社会发展这三重任务的最佳结合方式。在列宁同志的完整设想中，联邦制并不是一种永久性国家结构，而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漫长过程中去逐步实现。

　　按照这一路线，“二月革命”后已经独立的各个民族国家纷纷主动加入苏联，一个版图广阔的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起来。

　　遗憾的是，列宁同志逝世以后，列宁同志的完整构想未能被斯大林很好地执行，在民族隔阂还没有被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消除的情况下，联邦制就过早地“形同虚设”，“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逐渐滋长，导致了民族矛盾长期积累的开始。

　　反观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前面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斗争过程，从力量对比上讲，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具备了直接建立单一制国家的物质基础；与之同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很好地继承了列宁关于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思想和基本原则，采用了和平解放和温和、渐进的民主改革的手段，稳妥地处理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的农奴翻身得解放，争取到了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少数民族底层群众的支持，毛泽东时代各民族之间一直处在相互融合的过程，民族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大多数普通藏族群众和维族群众家里还挂着毛主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