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为什么却穿着民族主义外衣？

2022-06-07

作者: 郑舫翔 来源: 旗帜时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这也就是说，封建社会的崩溃、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马克思历来认为“工人没有祖国”，这也是从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性来说的。

　　19世纪，以英国、法国为首的第一轮全球资本主义，用炮舰政策打开了印度和中国的大门，同时在亚洲其他地区以及非洲广大的地区都建立了殖民地。没有殖民地，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生产的商品就无处倾销，他们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循环。当今，以美国为首的新一轮全球资本主义，抛弃了过去直接统治殖民地的做法，改用武力威胁加经济控制的方法，控制着第三世界大量的附庸国，以便维持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循环。

　　那么，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抹去了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呢？错了！工人阶级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又分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之一（另一个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国家，又无不以“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在资本主义领先发展的欧洲，就开始蔓延着民族主义思潮，例如斯拉夫主义者蠢蠢欲动、梦想建立一个由斯拉夫民族组成的大帝国，法兰西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德国也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主义浪潮。

　　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积极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为了自身狭隘的民族利益——亦即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奴役、压迫其他民族，或者去同其他民族的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争霸。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穿上了一件民族的外衣。”

　　什么叫“沙文主义”呢？传说拿破仑手下有一名士兵叫尼古拉·沙文（NicolasChauvin），他由于获得军功章而对拿破仑感恩戴德，因而对拿破仑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的政策盲目崇拜，以为自己的民族优越、因而鄙视其他民族。后来，人们用“沙文主义”来比喻狂热的民族利己主义。

　　也就是说，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出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基础。另外，帝国主义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比较容易地获得经济、政治利益，也不断挑起这些国家内部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矛盾，使这些矛盾不断激化，目的是为了使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从中渔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把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为了抵制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入侵，解放被压迫民族”；协约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则将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反对德国军国主义，挽救欧洲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打的是“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和“反犹太人”的旗号，日本法西斯打的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民族主义的旗帜反复在世界各国飘扬，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被掩盖得严严实实。

　　“二战”之后，美国扶植犹太人在中东搞“复国主义”、支持犹太人反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表面上是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针锋相对，其实是为了战后在富产石油的中东地区扶植美国的傀儡——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总是打着民族纠葛和宗教纠纷的幌子。

　　近年来，特朗普在美国又祭起所谓“美国优先”、“用美国货，雇美国人”等破旗，这其实是为了解决美国垄断资本同国际上其他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然而却穿上了“美国人”的外衣，似乎所有美国人都跟垄断资本利益一致。

　　我们知道，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最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用美元统治全世界，把一般的工业制造业部门全都抛向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只抓两头——一手控制金融，一手控制高科技。美国用这种手段，从各国人民那里赚取了巨额财富。现在，特朗普得了便宜又卖乖，提出什么“美国人优先”，这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忽悠本国人民的政治伎俩。

　　中国的资产阶级“精英”分子也有这样两手。他们一方面依附在美帝国主义身上，作为他们生存的基础，因此他们拼命讨好美国，鼓吹与美国“深度捆绑、互利共赢”，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他们又与美国有一定的矛盾，因此又时不时骂一骂美国，不断鼓噪民族自大情绪和民族利己主义。

　　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纵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精英”分子与美帝有矛盾，我们也要从阶级分析的高度去认真分析这些矛盾，看看这些矛盾中哪些因素对劳动人民有利、哪些对劳动人民不利，然后再去决定我们的态度，而不能傻乎乎地去做民族利己主义的应声虫、吹鼓手。列宁教导我们：“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要一时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

　　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用民族沙文主义忽悠群众，其社会基础就在于所谓的“爱国主义”。列宁指出：“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

　　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它是最爱国的”，因为所谓“爱国主义”往往同“小资产者希望保持自己现有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现状”这一点相联系。显然，在列宁看来，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是一种落后的、狭隘的爱国主义。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所鼓吹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比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落后的思想力量，它不仅与无产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而且是一种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相背离的错误思潮，是妨碍无产阶级联合、解放的落后意识。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这种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阴魂，在今天也有所反映。在当今的中国，不仅资产阶级“精英”分子和主流媒体在极力鼓噪民族自大情绪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一些打着“左派”旗号的“保救分子”也在遥相呼应、大力帮忙。

　　当代中国左翼中的“保救派”，十年前就曾提出“中华民族和美帝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他们胡说什么，如果不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就会发生“烟瑟鸽鸣”、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就会步苏联解体的后尘。当着他们这种观点受到广泛质疑和批判时，他们又提出所谓“双主要矛盾说”，即认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是主要矛盾。

　　对于“保救派”的这些谬论，我们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批判。他们鼓吹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和“双主要矛盾说”，恰好与某些资产阶级“精英”分子所鼓噪的民族自大情绪和民族利己主义相呼应。

　　十年之后的今天，公开的“保救”口号已经被各地左派群众批倒批臭，但“保救分子”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隐蔽起来，利用各种具体事件，造舆论、带节奏，潜移默化地贯彻他们的“保救”立场、贯彻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我们不仅要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舆论导向进行分析，更要对打着“左派”甚至“毛派”旗号的某些左派网站或团体的言论，保持冷静的分析态度。

　　那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呢？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产物，是德国向以英法为首的原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挑战。因此，“一战”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主要参战国分为两大军事阵营：一方为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另一方为德、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战争期间，第二国际各社会党大多数领袖纷纷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奉行狭隘民族主义路线、高喊“保卫祖国”口号，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外战争。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推行的是民族利己主义。因此，列宁称他们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之所以采取上述立场，是因为他们认为，敌对国家入侵我们国家，我们国家进行自卫，因此我们国家的反侵略战争就是正义战争。其实，这里的“敌对国家”和“我们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列强。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部著作中，对考茨基、谢德曼等人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列宁指出：“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们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们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们参加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列宁关于如何判断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什么性质的这一段论述，对于今天和平时期的我们，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无不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而和平时期的国际争端，也无不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各国的统治阶级在战争来临时用民族利己主义来忽悠老百姓去当炮灰，而统治阶级在和平时期照样鼓噪民族利己主义使得老百姓专注于民族争端，以便转移人们的视线、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巩固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端、冲突和战争，也有帝国主义侵略、占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列宁则历来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因此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伟人毛泽东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坚决支持亚非拉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尽管有些国家的反帝、反美斗争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仍然坚决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同时，曾一再强调新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国际主义原则。毛主席把当时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划分为三个世界，区分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就把美帝国主义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区分开来，利用其中的矛盾、尽量争取其中的中间势力。而第三世界，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与列宁的思想相吻合，为国际无产阶级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

　　总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存在着诸多矛盾。我们暂且不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就说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首先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矛盾。另外，因为垄断资本的发展，导致它必然要对外扩张、寻找海外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既包括各国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争夺和矛盾，也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

　　有的人指责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认为这个划分否认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对的。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恰恰是通过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而曲折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剖析全球资本主义，就应该特别重视后两对矛盾。

　　而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后边这两对矛盾，即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虽然其本质是由于垄断资本的扩张造成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在表现形式上，却无不穿着民族主义的外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故意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说成是全民族利益，这样就可以一方面淡化、掩盖他们与本国无产阶级的根本矛盾，另一方面又可以绑架本国人民一致对外，去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卖命。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都是这样做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故意挑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之间的矛盾，或者在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内挑起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例如英国挑起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美国挑起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两次世界大战中，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都忽悠本国的人民群众“一致对外”、“保卫祖国”，而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就上当了，只有列宁站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弘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然，“一战”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卡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斯巴达克派坚决反对德国的对外战争；“二战”时，日本共产党曾经组织过“反战同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支援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然而，纵观历史，多数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的忽悠可能会有效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的人民群众，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

　　让我们重温伟大导师列宁的教导：“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有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上面我们讲的都是基本原则，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去看待资本主义时代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从而避免被垄断资产阶级所贩卖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所欺骗。但是，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有没有可能出于策略，在两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打一个、拉一个呢？在外国垄断资本与本国垄断资本之间，有没有可能团结一个、打击一个呢？

　　我们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而且出于斗争策略，完全可以这么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不就是利用了英美帝国主义与德意日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吗？不就是团结英美集团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吗？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时期，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也是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搞“联蒋抗日”吗？

　　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具体的斗争策略总是因时、因事、因具体情况而不断变化的，没有永远不变的策略。

　　但是，暂时联合的策略，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个是如果你要跟某一个垄断资本集团实行暂时的联合，那就必须是那个垄断集团也同时愿意跟你暂时联合，如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一厢情愿，那么这种暂时联合的策略就不成立；

　　第二个前提是任何斗争策略必须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生存和壮大，如果没有造成这样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结果，那么任何暂时联合的策略，都是扯淡。

　　例如，在“二战”中，苏联暂时联合英美帝国主义集团，最后的结果是消灭了德意日法西斯集团，而且解放了东欧多个国家，创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这就是用实践检验了真理，说明当时苏联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我们中国抗日时期，在当时的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我们对国民党实行区分对待的政策，“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而且在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gong高潮”时，对它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打击，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时期迅速发展壮大，为抗日胜利后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决战奠定了基础。

　　翻开世界各国的近代、现代历史，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凡是有所作为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充分利用全民族一致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机会，唤起人民的觉醒、积累革命力量，在反对外来帝国主义的同时，分化、瓦解、反对、直至推翻本国的统治阶级，取得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胜利。

　　当然，在抗日时期也出现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在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当时及时批评了这种错误主张，指出在民族斗争中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毛主席指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被日本帝国主义打得狼狈不堪、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决裂这样的事情，再加上“西安事变”的逼迫，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止内战，并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根据地的存在，这些是我们能够与国民党再度合作的前提。但是，国民党在本质上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是国内第一大党，并且抗日以来它不断采取各种办法阻挠、限制其他党派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结果不可能是捆住国民党的手脚，而恰恰是捆住我们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等于“一切服从国民党”。

　　魏巍同志在《话说毛泽东》一书中，谈到毛主席在民族斗争中不忘阶级斗争、及时批判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魏巍同志说，这是“毛泽东的大德”。其实，这种“大德”是毛主席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必然具备的品质。

　　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与抗日战争时期完全不同了，根本不具备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阶级立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依然是值得继承和借鉴的。你看，今天中国左翼中的“保救派”，鼓吹“民族矛盾第一”和“双主要矛盾说”，还鼓吹要跟国内的资产阶级“精英”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其实，“保救派”的这些主张，就是王明路线的翻版。

　　我们再温习一下列宁的伟大教导：“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要一时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复杂的斗争中，怎样做对无产阶级有利、对劳动人民有利，我们就怎样做；怎样做对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有利，我们就怎样做。除此之外，一切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斗争策略”，都是骗人的。

　　“斗争策略”必须与一定的“战略目的”相匹配，如果“战略目的”是虚无的，那么“斗争策略”就是幌子。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你不能说这是屈辱卖国，因为它有利于使苏维埃俄国获得喘息之机，腾出手来打击国内的白匪军叛乱，还要应对14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这样看来，《布列斯特和约》对苏维埃政权有利、对俄国工人阶级有利。

　　反之，在中国的抗日时期，汪精卫投靠日本，他也自称是“曲线救国”，可是他没有保存和发展一点一滴的救国力量，因此他的“救国”就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