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官二代、富二代为什么也要奔赴延安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革命圣地延安对全国各地甚至外国的青年产生了“虹吸”现象,特别是国统区的爱国青年,他们中很多出身于高官富商的优裕殷实家庭,或是“豪门公子”,或是“大家闺秀”,是十足的官二代,富二代,本来家庭已经给他们铺就了一条通往仕途、留学等坦途,但是他们仍然背上行囊,奔赴延安,走上一条布满危险的革命之路。
奔赴延安的路,十分坎坷崎岖,一是跋山涉水,遥远而艰险,如董必武诗中所写:“垒筑山变色,丁抽路断行。”二是要经受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的层层阻挠,有的甚至会丢掉性命。
但是这些爱国青年,为什么还要背叛自己的家庭、背叛自己的阶级,义无反顾奔赴延安,因为他们认为走的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是一条爱国的道路,是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孙铮,安徽桐城人,其父是清朝正四品道尹,叔父是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她拒绝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顶着与家人断绝父女关系的压力,于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
阎明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只身从成都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周恩来接待了她,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提高嗓门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她把皮鞋换成布鞋,把披肩长发剪成短发,几经辗转到了延安。在路上,她把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她认为走上革命的道路,就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了。
温联琛,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儿,可谓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她,从武汉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拦截送到重庆,她还是执意去延安,父亲拗不过她,只好给她买了去西安的机票。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改名叫夏沙后奔赴延安。当时,她年仅14岁。
吴醒柏是个新加坡侨胞,也是独生子。抗战爆发后,他决心回国抗战,偷偷跑到香港。父亲坐飞机追过来,称只要不回国可以答应他一切条件。可他不为所动,回国后和其他青年一起步行到了延安。
画家石鲁,原名冯亚珩,其家是四川仁寿的大地主,土地千倾,有庞大的庄园和万卷藏书的藏书楼。石鲁20岁时,接受革命思想后,要到延安去。为得到一笔路费,违心地答应了他母亲提出的与一地主家小姐成亲的条件,拜堂后在长工屋里躲了3天,然后拿着母亲给的200块大洋转身离开了家。
延安,这个穷地方,为什么像一块巨大的磁石,能把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吸引过来呢?据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青年有4万余人。
一是革命理想大于天,这些官二代、富二代虽然家境显赫,衣食无忧,但他们追求进步,有革命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这是他们奔赴延安的内在动因。相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抗战,而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则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等对日作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毛主席撰写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光辉著作,更给陷入迷惘困惑中的中国青年指明了方向,使他们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
二是国统区的黑暗腐败,让他们感到愤慨。在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官员、奸商等却投机买卖发横财;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前线激战正紧,国统区却没有抗战的氛围,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1938年到延安的陈学昭描述当时的成都,这里本应该是抗日复兴的根据地,却没有一点战时的景象。她对提笼遛鸟的富贵闲人,憎恶不已,“逃难来到这里的人,安居下来了,喝茶、闲谈、散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三是延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幸福乐园。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延安这里有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延安虽然物质生活贫困,但这里却有精神上的富矿。因此,到延安去,成为爱国青年们的自觉行动。他们“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青年们在延安寻到了光明,寻到了理想,寻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才是他们中国梦的所在。
【文/李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