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高压反腐为常压反腐
《零容忍》让人们看到了高层高压反腐的态势,不过我以为,高压反腐,不可以持续的时间太长。一方面是高压反腐成本太高,二是高压反腐如果是必须的,那么,从高压反腐的对面看过去,只能说明,腐败的存量和滋生太大和太快。这种现象同高压反腐一样,不是一个正常状态。这里我要说的是,只要消除了腐败的存量和滋生土壤,变高压反腐为常压反腐,是可能的。
上了年纪的人,常常会怀念四十年前政风清廉的年代。这个时候,人们往往肯定过往的年代,对那时的党员干部队伍的种种整风和自我批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腐败的重要因素,是商业因素。腐败固然有很多原因,有历史原因,现实原因,个人原因,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但是归纳起来不外内部原因和环境原因。而在这些原因中,必然有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同一般的原因不同,他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环境。
改开的重要标志,就是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后来,就出现了以GDP高低为干部政绩标志的招商引资热。干部的政绩能干不能干,似乎全在于能不能让资本落地,让资本满意,而资本能提升当地的GDP,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政府要当资本的店小二的说法。其实,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
社会的人们,在社会中生存,离不开三个空间,即生活空间,商务空间,政务空间,本来所述后面的两个空间,完全可以商界,政界表达,但是,今日之下,商界政界的界限和定义有所混淆,所以用空间定义。首先,这三个空间应该有严格定义,第二,这三个空间有联系也有交集,第三,这三个空间的相互位置,应该是正确的。
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满意度,很大意义上,被商务空间和政务空间所决定,但是商务空间是直接的,政务空间是间接的。
这是因为,政务空间在上面,商务空间在下面,生活空间在其次。
政务的目标是监督商务,保证人民的生活空间。而不是政务和商务合伙来谋求利益。或者政务协同商务来合谋谋求利益。但是我们从零容忍中看到,孙立军,王立科等这种彻头彻尾的商人,却华丽变身为政务人员,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公安或政法官员。说明的商务空间,和政务空间,产生了不当交集,滋生了腐败。把政务空间和商务空间置于平行甚至商务空间凌驾于政务空间造成的。这种空间的错位,表现在孙立军和王力科等可以用商业思维和商业运作,通过权力的不当交换和变卖,在政务空间完成了商业空间的资本积累和权力积累以及资本和权力的扩张,用零容忍的解说词是结伙成势。
爱因斯坦说,大质量的物体,可以使空间扭曲。